洪荒而混沌的时代，地球表面是原生的自然生态空间，一切因无序而有序。

　　文明诞生后，一切似乎导向了人类秩序。起初，人类“居巢穴，积鸟兽之肉，聚草木之实”，以在自然生态系统采集狩猎为生。这时，从生态系统剥离的物质甚少，对生态系统造成的伤害“微乎其微”，依靠自身元气生态系统可以实现自我修复。人类不仅学会制造使用木器骨器石器，还学会制造火源、控制火源，掌握“火技术”，形成“火生产”，由适应自然转变为改造自然，“刀耕火种”“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拔山通道，作宫室，制舟车”，以木材为燃料或者制作工具、筑构房屋。因砍削器效率低，对森林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主要是“生物流失”，还算是“微剥离”。森林生态系统丧失了原真性，残存的森林疗养自癒，恢复为功能完整的天然次生林。随着铜器铁器出现，砍削器效率提高，农业化进程加快，人类已经不满足于从自然生态空间剥离食物药物、木柴薪柴，而是要把食物与种植养殖更紧密联系起来，彻底清除森林草原植被，扩大农耕地面积，栽培作物、驯养动物代替原生植被和野生动物，在剥离了原生植被的裸地上开展农作、建设。农业空间、城镇空间增量，意味着生态空间减量，也意味着生态剥离程度加深，不仅存在“生物流失”，而且形成严重的“空间流失”，从“微剥离”走向了“重度剥离”（简称“重剥离”），生态系统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态剥离能力与日俱增，出现了“撕裂式剥离”（简称“裂剥离”）。从平原到丘陵、再到深山，从森林、草原、湿地边缘伸进生态系统腹心，从地表资源利用到地层资源开发，交通道路、输水渠道、输油汽管线、电力通讯网线，工矿、风电、光伏，线状星状齐头并进……遍地穿越，纵横交错，以线状、星状空间现代化支撑集中连片农业、城镇空间现代化。“裂剥离”导致生态空间岛屿化、碎片化，曾经浑然天成的自然生态空间千疮百孔、漏洞百出，自癒修复困难重重。

　　穿古透今，从“微剥离”到“重剥离”再到“裂剥离”是掏挖掏空生态空间过程，也是文明发展过程。如今的农业空间、城镇空间、线性空间、星状空间，即是从生态系统剥离出来的空间，是生态剥离地（本文简称“剥离地”）。这是人类文明的生态代价。

　　进入新世纪，生态剥离仍在持续。联合国《2020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指出，自1990年以来，全球有约4.2亿公顷森林转换为其他用途。过去十年，毁林速度放缓，每年仍将1000余万公顷森林剥离开垦为农地或为其他用途。全球森林破碎为3480万片，其中3470万片小于1000公顷。如何把森林碎片链接起来？已经成为生态保护修复、生态系统管理、生态空间治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与“生态剥离”相对的概念是“生态还原”。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生态剥离与生态还原两种相对而生的力量。生态剥离是人类从生态系统进行剥离，因而也是人工剥离。而生态还原，包括自然还原、人工还原以及人工辅助自然还原。风儿、鸟儿、蜂儿……自然的力量会将生态空间的物质、能量、信息播种到被剥离的空间，不断收复失去的土地，在剥离地上再次形成天然植被，再现森林、草原、湿地，恢复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还原自然生态空间本来面貌。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大规模推进国土绿化，即是中国生态还原的特色道路。“还林还草还湿”“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即是中国生态还原的最经典表述。

　　地球表面是有限空间，过度生态剥离，生态空间越来越稀少，并由此带来人类文明难以承受的“生态灾难”“生态威胁”“生态风险”。由此，唤醒了生态文明意识，人们在有意识控制生态剥离向度、量级的同时，把生态保护修复、生态系统管理、生态空间重建提上议程，下大力气建设生态廊道、修复生物体系、还原生态系统、贯通生态空间。联合国《2020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指出，森林损失主要由农业扩张引起，森林增加主要是森林自然扩张（例如在废弃的农田上）或者是通过再造林（包括通辅助自然再生）或造林。1990年以来，全球人工林增加1.23亿公顷，亚欧大陆森林净增态势。

　　全面认清剥离地之变，科学合理规划利用林地草地湿地，控制生态剥离规模、剥离裂度，已经成为关系生态系统稳定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程。据有关资料记载，在上古时期，我国森林覆盖率在60%以上，这是中华文明起源较早的生态根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削减森林资源。大约在3000年前，中国开始了农业化进程，也是一部3000年“森林剥离史”，耕地版图扩张，森林版图缩小，一个“多森林国度”演变为“少森林国家”。2200年前的战国时期，中国森林覆盖率下降到46%。1100年前的唐代，中国森林覆盖率下降为33%。600年前的明代，中国森林覆盖率下降为26%。1840年的大清，中国森林覆盖率下降为17%。在1949年，中国森林覆盖率为8.6%，这是历史谷底值，也是生态忍受极限值。

　　经历漫长的过度的生态剥离后，中国生态文明意识觉醒，在人工修复、人工重建助力下，自然还原的力量得以释放，大步迈入生态剥离与生态还原的新时代。

　　以材为纲、无序剥离。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是首要任务，向自然界开战，以木材为纲，索取利用多、保护培育少，甚至进一步毁林种粮。虽然采取了“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采伐和合理利用”的林政策略，推进了一系列绿化荒山、植树造林活动，但整体上仍是“无序剥离”态势。1949年全国森林蓄积量108亿立方米，到改革开放初期减少到86.5亿立方米，生态剥离发生在深山腹地完整优良的生态系统，生态还原发生在边缘地带单一人工生态系统。“以粮为纲”“以材为纲”后遗症突显，森林植被严重破坏。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数据显示，1973-1976年森林面积1.22亿公顷，1977-1981年减少到1.15亿公顷。针对严峻形势，1986年《森林法实施细则》提出森林采伐限额制度，对勘察设计、修筑工程设施、开采矿藏占用林地按《土地管理法》规定执行。林业部门采取积极补救措施，上世纪90年代先后开展国有林地被占用典型调查、全国林地变化典型调查、林地变非林地核查、重点建设工程征占林地调查等工作，初步掌握剥离地的动态变化，准确判断剥离地面临形势，为后期工作奠定了基础。

　　建章立制、行政管控。1998年，长江流域暴发特大洪水，人们深刻意识到，过度采伐、过度开垦导致生态系统遭受严重创伤，开启了生态保护事业新征程。我国先后实施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还草、三北及长江流域防护林体系建设、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重大生态工程，对重要生态区、生态脆弱区等进行持续治理，逐步解决水土流失、荒漠化、损毁土地等生态受损退化问题，推进了大规模国土绿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绿色奇迹，基本构筑起国家生态安全骨架。1999-2008年第六次、第七次森林资源清查间隔期内，林地转为非林地0.16亿公顷，非林地转林地0.21亿公顷，森林增加0.49亿公顷，整体处于“生态还原”阶段。为解决“无序剥离”问题，国务院印发《关于保护森林资源制止毁林开垦和乱占林地的通知》，对禁止开垦、停止矿产开采、林地恢复、从严审批作出制度安排。同年，新修订《森林法》明确规定，各项建设工程征占用地，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依法审批。2001年，国家林业局《占用征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就占用征用林地的适用条件、申请程序、步骤、审批权限、植被恢复等进行规范化；2002年，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印发《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各地相继出台林地、林木补偿和安置补助收费规定，探索建立节约集约利用林地、实现森林植被占补平衡的有偿使用制度。以《森林法》为框架、行业管理办法和技术规范为支撑的林地保护管理制度体系初步形成。但是，林地剥离缺少明确量化指标，只要各类建设工程立项文件齐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就难以限制约束，是一种“需求-供给”模式，剥离地管理存在盲目性和被动性。

　　规模限制、综合管控。第六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显示，1999-2003年全国林地剥离面积达1010.7万公顷，林地保护压力进一步加大。克服“需求-供给”模式弊端，2006年国家林业局实行征占用林地定额管理，统筹考虑各区域生态承载能力，对各类征占用林地建设项目进行宏观控制。2010年，国务院《全国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纲要》明确，建立国家、省、县三级规划体系，严格用途管制，限制林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林地转为农用地，规定全国林地保有量为3.12亿公顷，2011－2020 年占用林地总额控制在105.5万公顷以内，向下分解到省、市、县，对建设项目征占用林地宏观控制，剥离地由“需求主导”向“供给主导”转变，逐步形成“总量控制、定额管理、合理供地、节约用地”的管控机制。以全国林地保护利用规划为基础，建立统一标准的全国林地“一张图”，实现由以数管地向以图管地的转变，形成以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管理为框架，以林地档案和地籍管理为基础，以全国林地“一张图”和动态监测为技术支撑，以占用征收林地审核审批和定额管理为手段，以监督检查、行政执法为保障的林地科学管理模式。

　　空间管制、系统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2015年，财政部、国家林业局提高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按林地类型采取不同标准，对城市规划区、公益林地、经营性项目按双倍收取，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地，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建立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地的约束机制，确保森林植被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2016年，国务院《关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国有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平。2017年，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水利部、林业局等9个部门制定《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办法（试行）》，严格控制生态空间开发利用活动，依法实行空间准入和用途转用许可制度，确保生态空间不减少，生态功能不降低。生态保护红线以外的生态空间，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管控。按照生态空间用途分区，依法制定准入条件，明确允许、限制、禁止的产业和项目类型清单。2019年，中办国办《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指出“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2019年，新修订《森林法》规定“占用林地总量控制”，形成占用林地总量控制、建设项目占用林地审核、临时占用林地审批、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经营服务工程设施占用林地审批的林地用途管制制度体系。至此，剥离地由森林视野转移到林地视野，再到生态系统视野，确立国土空间系统治理观，在国土三大空间和线性空间中，剥离制度协同一体、程序协调一致、数据动态同步，进入系统治理新阶段。

　　生态文明新时代是生态还原与生态剥离“力量均衡”的新时代。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落在国土空间上就是推进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国土空间治理，建立健全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并立并存、相互支撑的治理体系，创建人类永续发展的国土空间大格局。剥离地、造林地均在生态空间边缘，保护生态空间就是科学处理生态剥离与生态还原的关系，严格控制生态剥离，科学推进生态还原，努力实现生态还原与生态剥离、生态修复与生态利用稳态平衡，生态系统健康高效。生态绿军是生态空间的修理工，要用好制度约束、科技驱动和经济杠杆，修复剥离受损生态空间，修补剥离脱轨生态空间，还原生态空间本真气度。用好制度约束，就是遵循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政策，全面落实林长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依法实行空间准入和用途转用许可制度；科学编制新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优化生态空间布局，完善林地用途管制，严格保护天然林和公益林，优先保障生态用地，合理拓展重点商品林、双储林、能源林用地，保障国家重点建设、基础性公益性设施及改善民生建设项目用地，确保生态空间不减少，生态功能不降低，形成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林地保护利用空间格局。用好科技驱动，就是以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与国土三调融合成果为基础，实行差别化、精细化管理，利用“无人机+激光雷达”、AI（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分析生态空间动态变化，建立以卫星影像为主、实地督查为辅的剥离地智慧监督管理体系，精确对接、科学分析生态系统数据，支撑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用好经济杠杆，就是利用生态资源的外部性、公共性和稀缺性，开展生态空间资源价值评估，持续完善有偿使用和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实现以生态价值补偿为主的转变，实施有差别的收费模式和补偿模式，利用市场手段和经济杠杆保护生态，促进节约集约使用林地、草地、湿地，让保护者、节约者得到合理的回报，让污染者、使用者付出应有的成本。

　　阅读链接：陕西剥离地

　　第九次森林资源清查数据显示，2009年-2014年全省27.5万公顷林地转为非林地，其中农民种植结构调整转入耕地17.91万公顷、占65.13%，占用征收林地、依据林地利用保护规划成果调整为非林地5.44万公顷、占33.71%，灌木林地毁林开荒0.32万公顷、占1.16%。根据《陕西省林地保护利用规划》，2011-2020年全省使用林地定额35010公顷。2021年全省批准使用林地8944公顷。

　　1999年以来，全省退耕还林还草275.4万公顷。“十三五”期间，全省营造林258.6万公顷，年造林（包括人工造林、飞播造林、封山育林、退化林修复）38.4万公顷，年森林抚育13.3万公顷。

　　国土三调数据显示，全省林地、草地、湿地面积1481.4万公顷，与国土二调相比增加69.4万公顷。三调与二调成果对比分析，2009-2019年全省农业空间、城镇空间还原生态空间147.8万公顷，其中还原林地119.6万公顷（乔木林54.5万公顷），还原草地23.3万公顷，还原湿地4.9万公顷。林草剥离78.4万公顷，转为耕地37.2万公顷、园地13.7万公顷，住宅商业服务、公共管理服务6.2万公顷，交通运输11.1万公顷，工矿仓储3.9万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6.3万公顷。其中林地剥离48.1万公顷，转为耕地22.2万公顷、园地7.6万公顷，住宅、商业服务、公共管理服务4.3万公顷，交通运输7.7万公顷，工矿仓储2.2万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4.1万公顷，草地剥离30.3万公顷，转为耕地15.0万公顷、园地6.1万公顷，住宅、商业服务、公共管理服务等1.9万公顷，交通运输3.4万公顷，工矿仓储1.7万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2.2万公顷。

　　注：本文为林政之变系列之一。高瑀晗为本文成品做出重要贡献。林政体系广大而精微。本文以生态剥离与生态还原概念创新的生态叙事方式。我们是绿色愚公，朝夕逐梦，向绿向美。2022年3月27日晚于磨香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