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自然之中，构成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圈在生物圈之中，构成生物圈的一部分。这是45亿年以来，地球生命系统面临的最大变局。在一定意义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人类圈与生物圈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历史，就是人类圈与生物圈的历史。人类制造不了永动机，而生物圈却是自然造化的永动机。生物圈是元生圈，是天赋的第一自然；人类圈是次生圈，是人造的第二自然。在人类圈作用下，生物圈改变了原本的演进模式，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反过来，日益增加的生物圈不确定性，正在增强人类圈发展的风险性。地球是人类唯一的家园，人类圈管理、生物圈管理，己经成为21世纪人类家政管理的核心要务。

　　生物圈的起始点是绿色生命。绿色生命把地球与太阳、地球与宇宙紧密联系。绿色生命与物质环境共同作用，形成了自然生态系统。绿色生命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主角，也是人类与人类历史的作者。人是长时间自然进化形成的无比精妙且充满智慧的生化“机器”，其复杂性、精致性明确宣告了这一自然作品的纯正性、杰出性。大约35亿年前，在海洋中的生化反应形成了能够直接吸收转化太阳能的绿色生命。大约5亿年前，生命从海洋登上了陆地，开始构建生机盎然的生物圈。大约3.6亿年前，生物圈有了与真菌共生的树。大约6500万年前，恐龙时代宣告结束，哺乳动物晋级为生物圈的明星大腕。大约2000万年前，部分灵长类动物开始了地面生活。大约700万年前，类人猿开始双脚站立，向人类进化迈出了一大步。大约300万年前，人类晋级为独立的物种，这是生物圈的小切口、大事件。大约200万年前，出现了会用石质工具的能人，开启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大约25万年前，涌现出协同联动、集体捕食的采集狩猎者，人类凭借智慧晋级为生物圈的无冕之王。大约在1.17万年前，末次冰期结束，许多大型哺乳动物已经从消失，地球生物圈成为人类的伊甸园，播下了人类圈的火种。那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农田、乡村、道路、城镇，还是原始的森林、草地、湿地。当地球进入温暖期后，生物圈迎来了万物复荣的新阶段，生态系统生产力上升，为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开启新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丰富的生态产品。此后，进入了人类深刻改变地球生物圈面貌的“大发展”时期、“大折腾”时期，人类在生物圈内营建自己的圈子——人类圈。本文将人类圈“大发展”“大折腾”的历史时期，统一称为“人类世”（大体对应地质记年“全新世”以来的历史）。人类世就是人类创建和发展人类圈的历史。人类从在生物圈中索取生态产品转向创造农业生态系统，从地表折腾到地下折腾，挖掘矿藏资源，再后来深入到大海、上升到太空……新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器时代、电器时代、智能时代，这是一部工具进步史。人类折腾的本领一波高过一波，发展的势头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人流、物流、能流和信息流已使全球人类命运相互联结为一个整体——人类圈。在地球生物圈中，人类圈的力量高歌猛进，自然的力量黯然失色，绿色的大地悄然隐退。然而，人类终归是高级智慧生物，终究意识到人类圈再蹦跶也出不了生物圈。当发展的锋芒过后，人与自然关系再平衡，人类促进自然的力量再复苏，大地的绿色再回归，终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形态，迈向光明的绿色未来。

　　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站在推动社会革命高度，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出发，把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划分为依次更替的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社会）主义社会。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最重要的“财产”是生态资产，生态系统提供了地道的生态产品。相较于稀少的人口，生态产品呈无限供给态势。超过人类需要的生态产品，可称之为“绿色盈余”。因存在着“绿色盈余”，生态资产不具有稀缺性，即是公共领域、是“共产”。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氏族、血亲共享的领地。随后，发展出共享领地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在部落成员之间，形成合作互补的关系。随着人口增长，部落领地“绿色盈余”渐渐消失，直至“绿色赤字”。由此，出现领地扩张要求，领地竞争、领地战争在所难免。胜出的一方，获得新领地。失败的一方，丧失了领地，也受奴役、做奴隶，奴隶与奴隶主成为一对社会矛盾。当依赖领地扩张难以获得“绿色盈余”时，创造新形态的“绿色盈余”成为必由之路。从自然生态系统中发展出种植养殖，开辟出农田、牧场，在自然生态产品之外，生产了农产品，农民与地主成为一对社会矛盾。国家登上历史舞台。在土地、劳动力之后，资本也加入生产要素行列，并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引擎，在农产品之外，生产了工业品，工人与资本家成为一对社会矛盾。国家分工协作，形成国家联盟、国际体系。再后来，知识、信息、物流、能流、规制……也加入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生产关系越来越复杂，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日益丰富，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健全。国家之间深度链接，地球村成为命运共同体。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共同创造了人类圈、共同创造了人类历史。无数次社会紊乱、政治动荡、朝代更替，其背后都隐藏着生态环境变迁的深层原因。自然进化并非事先设计的，人类圈发展亦是如此。从这一史实出发，完全可以说，历史是人与自然的合著，而不是人类的独著。万物共生的生物圈是一个覆盖地球表面的大圈，供经济社会发展的人类圈只是生物圈中的一个小圈。人类圈镶嵌在生物圈之中，并从生物圈获得物质、能量和信息。人类圈越来越大，但终究摆脱不了生物圈的束缚。人类历史是人类圈中的历史，也是人类圈与生物圈共同进化的历史。

人在自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人体需求而生。人体是经历30多亿年生态进化而形成的高度复杂的生命系统，人体生命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有六大基本需求，简称“六大生命需求”。即（1）氧供给，保持呼吸，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不间断进行气体交换；（2）水供给，饮入水、排出水，水源地、水库、水渠、水厂、水管、水龙头，维持人体系统水平衡，促进新陈代谢不停歇；（3）食物供给，一日三餐，吃喝拉撒睡，从采集渔猎到种植养殖、从田园到餐桌、从厨房到厕所，维持进出有度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4）维持体温，内在的生化调节机制，以及外在的物理温控调节——从茅草房到高楼大厦、智慧控温，生产生活场所越来越舒适；（5）空间移动，自身生命的移动以及从牛车马车脚蹬车到汽车火车飞机轮船，再到高速、高铁、航空航天航海，以及移动通讯——外力越来越强大的空间移动；（6）抗御天敌，狙击猛兽、毒物、瘟疫、灾害，猛兽已越来越少，而人口聚集，瘟疫之害成为主要天敌，建立健全疾控体系和救助体系，提高公共卫生健康水平。迄今为止，人类圈的发展进步，就是更好地满足上述“六大生命需求”。为此，人类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自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毫无疑问，人类从生物圈中开辟出人类圈，意味着人类已经成为生物圈具有压倒性优势的霸主，有幸生存下来的物种也已经顺从了人类霸权。人类圈持续“增生”，不断“分化”，从生物圈所得越来越多，特别是在空间移动、维持体温、食物供给方面，表现出卓越的能力。除（1）（6）外，其余四项已经可计量计价，这是了不起的成就。然而，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不同需求之间出现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尤其是（4）（5）项需求满足程度提高，排出了污染之物，严重影响到（1）（2）项甚至（3）（6）项的供给质量，导致人体生命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人类圈与生物圈的双重健康问题。人类圈由内向外不断扩张，直逼生物圈边界，威胁生物圈安全。这是生物圈忧患，也是人类圈忧患、地球霸主忧患。

长久以来，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人类圈与生物圈交织影响，形成极为复杂的关系。一开始是获取地道的生态产品——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食物药物、木柴薪材，接下来是挖掘地下矿藏，获取物质、能量，同时，排放未利用、不能利用的废物、废水、废气。自然生态系统既要向人类生产生活输出物质、能量，又要接纳人类生产生活排放的废弃物，还要被人类生产生活占用空间，也就是说，人类圈在三个维度“拿”“放”“占”上给生物圈形成挤压。“拿”“放”“占”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三个关键维度。只要人类圈还在地球生物圈，自然生态系统就免不了被“拿”被“放”被“占”。问题不是拿不拿、放不放、占不占，而是如何拿？如何放？如何占？要让拿、放、占的方式方法更科学更合理更有效，既有利于发挥自然生态系统功能，又统筹兼顾人的六大基本需求，实现人与自然、人类圈与生物圈和谐共生。如果撇开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的阶级关系，单从人类圈与生物圈的关系出发，可以把人类世以来的历史划分为五个时代，也是人类世五纪，即（1）森林纪，（2）农业纪，（3）工业纪，（4）全新纪和（5）绿色未来纪。

　　绿色是地球生物圈的本色、底色，也是人类圈发展的基本维度。面向未来，人类圈发展需要绿色视野、建构生态史观。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地理景观丰富多样，自古以来中华家园始终是人类家园的核心园，中国人文历史具有独一无二的时间连续性、空间完整性，为人类圈与生物圈绿色叙事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范本。

　　一、人类世初始纪——森林纪

　　采集渔猎，由来已久。人类圈的先驱——采集渔猎者，逐水草而居，靠山吃山，傍水吃水，从自然生态系统——森林、草原、湿地、海洋中获得地道的生态产品。采集渔猎者，其实是收获者，自然则是生产者。冰川消退之后，进入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登上了历史舞台，人类圈星星点点的出现在生物圈中。但是，采集渔猎的收获活动依然是森林纪人类圈的主要经济活动。自然生态系统的生产是元产业——零次产业，提供了元产品——地道的生态产品。水是生命之基，也是家园之基。水网，也是生命之网。河流将山岳、森林、草原、地下水、湖泊、海洋连接为一体，成为人类圈淡水的主要来源。这是河流蕴育文明的生态逻辑。从山岳到海洋，河流开创了一条条“自然公路”，在运输水的同时，也运送人，运送货物，运送制度，运送文明。采集渔猎者占据水与食物兼备的重要生态位，并在这一生态位上营造和扩张人类圈。早期的文明都留有“大洪水”的追忆，这也说明不同的文明具有相同的生态位。森林（草原）-湿地（河流）-海洋是生物圈相互贯通的三大生态系统。采集渔猎者生存发展于森林（草原）-湿地（河流）-海洋生态系统的结合部——自然生态系统转换的边缘空间，兼得林水之利，博采森林与湿地、海洋生态系统转换空间提供的生态产品。当可采集渔猎的食物源远离水源时，获得生态产品的成本上升，以致于采集渔猎行为无效。自然生态系统的深处——重山峻岭、茂密森林、浩瀚海洋，往往被认为是布满荆棘、令人恐惧、值得警惕的风险之地，而自然生态系统交汇转换的空间却能给人以安全感舒适感亲近感。自然生态系统系统管理的任务就是控制边缘地带、治理边缘空间。

　　生物圈如同是汪洋大海，人类圈就像汪洋大海中星星点点的岛屿。中国的河姆渡遗址、大地湾遗址、仰韶遗址、半坡遗址、姜寨遗址……即是森林纪代表性聚落。中华民族的上古传说时代，有巢氏、燧人氏、华胥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即是人类世森林纪的代表人物。那时，不同区域间的联系非常少，似乎没有确定的形式，社会组织形态简单化。因文字书写系统尚未发育完成，人们口口相传着记忆中的本领高强者，后人便以其本领定其名。我们的祖先都是高人。华胥氏是采集经济集大成者，伏羲氏是狩猎经济集大成者，女娲是捕渔集大成者。森林纪也是原始农业纪。炎帝神农氏是用火的集大成者、刀耕火种的鼻祖，也是承前启后的原始农业纪代表人物。

　　原始农业，也是火种农业、刀耕农业。随着人口增长，以及长期采集渔猎活动，使得自然生态系统边缘空间的生产力、承载力下降，采集渔猎经济活动的半径越来越大，效率越来越低，迫切需要开辟新的食物来源，由此催生了原始农业。原始农业以元产业为基础，是次生的产业——第一次产业，是人类“趋吉避凶、适者生存”的结果。长期的采集渔猎生活，积累了与植物和动物打交道的经验，为驯化植物和动物奠定了知识基础。从自然生态系统获得种子、种畜、种苗，发展出种植业、养殖业。人类是唯一学会用火的物种，火是早先最有效的生产技艺。用火技艺，也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相传“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烈山”就是放火烧山，“柱”实际上是挖洞点种的尖头木棒——后来发展为木耒。石刀、石铲、石锄、木耒是原始农业使用的主要工具。一般是二，三年之后，“烈山”之土肥力枯竭，不能再种植了，需要转移生产场地。因此，原始农业不仅表现为“刀耕火种”“火耕水耨”，而且表现出“迁移”“游耕”特征。从后稷到公刘，周族曾“游耕”于黄土高原腹地。树木的长势，常常是土地肥力的标志。河流冲积的平坦地带，森林生长茂盛，在火烧之后能够提供更多的灰烬、持久的肥力，因而成为首选的耕作之地。这也是平原森林率先发展成为传统农业区的生态原因。全球农业起源各有特色，约1万年前，西亚两河流域驯服了小麦、豌豆、山羊、绵羊；约八千年前，中国两河流域驯服了稻、黍、蚕、猪；约五千年前，美洲驯服了玉米、马铃薯、向日葵。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森林纪大约持续了八千年时间。中国森林纪——原始农业纪，一直延续到周代，经济结构中采集渔猎所获的生态产品所占份额越来越少，农业生产所得的农产品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农业经济活动逐渐替代采集渔猎经济活动。

　　从“拿”“放”“占”三个维度分析，在“拿”上，从自然生态系统获得动植物；在“放”上，将来自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归还生态系统，但“拿”多“还”少，物质有“流失”有“缺口”；在“占”上，农田、牧场、阡陌、村舍占据了空间，清理了根系发达、冠幅较大的天然树木，种植根系较短、无冠小冠的人工作物，引发自然生态系统的数量与质量“双下降”，绿色生物生产力衰退。同时，毁林造地，增加了森林“绿碳”转化为空气“灰碳”，引发并不显著却真实存在的大气碳-氧平衡问题。森林纪人与自然保持着密切联系，人类圈与生物圈协同进化是总体态势。

　　二、人类世第二纪——农业纪

　　一般而言，人们习惯把农业划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三种形态，也是三个阶段。原始农业并入了森林纪，现化农业并入了工业纪。农业纪则是传统农业时代，以牛耕、锄禾为典型特征，也可称牛耕农业纪。在某种意义上，人类文明轴心时代，也是人类世进入农业纪的重大标志。在农业纪，文字趋于成熟，不同地域联系增强，社会组织形态复杂化，国家治理走向中心舞台。星星点点的乡村逐步连接成片，生物圈内人类圈规模越来越大，种植的作物、养殖的动物品种越来越多，建构起农业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中原有物种被驱离，甚至从此消失。

　　中国的关中平原是黄河第一大支流渭河的杰出作品。关中平原夹在秦岭与黄土高原之间，这里是北方的南方，土层深厚、沃野千里、四季分明、雨热同季、作物高产，是理想的农耕区。当秦岭与黄土高原还在森林纪的时候，关中平原率先进入了农业纪。三千多年前，古公亶父率领族人重新回到周原，意味着结束了周族人的“游耕”生活，开启了定居农耕的新时代。定居农耕有利于经验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也有利于财富的积累。周代普遍实行井田制，成为中国进入农业纪的一大标志。及至战国之时，都江堰、郑国渠铸就了两大天府之国。秦汉之后，建立在经验知识基础上的传统农艺体系日臻完备。传统农业时代，金属农具、木制农具替代了石器农具，铁犁、铁锄、铁耙、耧车、风车、水车、石磨等得以广泛使用；在人力基础上，畜力逐渐成为主要动力；农业技术措施趋向系统化，从良种选育到农田灌溉、土壤改良、堆肥施肥、防治病虫害，再到轮作倒茬，以及用地与养地结合，农林牧渔结合。与森林纪相比，农业纪生产力较大提升，相同面积土地可以供养更多人口，同时，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也需要更多的劳动投入。周代人口突破千万，秦代突破二千万，汉代突破四千万，唐代突破六千万，明代约八千万。相对独立的人类圈自然资源禀赋不同，进入农业纪的时间先后也有所不同。比较而言，温带较早，热带、寒带较晚；平原、河谷较早，丘陵、山区较晚。从物种资源禀赋出发，选择适宜的种植作物、养殖动物。

　　在人类圈内发生了物种交换，早期的交换主要发生在亚欧非大陆。人类圈内种植作物与养殖动物趋同是大趋势。中国的大秦岭与欧洲的阿尔卑斯山连接为一体，构成了亚欧大陆的脊梁。这是山的连接，也是水的连接，把黄河、长江与印度河、卡伦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氏河、多瑙河、莱茵河以及里海、黑海、地中海连接在一起，丝绸之路上络绎不绝的商队，促进了亚欧大陆作物与畜禽大交换。丝绸之路也是小麦、高梁、小米、葡萄、樱桃之路，以及黄牛、绵羊、骆驼、骏马之路。丝绸之路也是“疾病之路”，中国的疾病史与欧洲的疾病史高度吻合。千奇百怪的病源体与宿主一起，参与了生物大交换的历史进程，并对人与自然关系带来重大影响。人类圈内物种趋同，已经不可逆转。至唐末，亚欧大陆物种大交换已经基本结束。地理大发现后，人类进入环球旅行与贸易新时代，引发了新大陆与旧大陆的物种大交换。明末清初，玉米、土豆、花生、薯类进入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普遍的种植结构调整，推动中国农业版图扩张，导致了人口迅速膨胀，一举突破了四亿量级。新的物种推动了新的垦殖区、新的移民区、新的地理景观格局，甚至新的政治版图。大片森林被外来作物和新增人口吞噬。人是物种大交换的帮手，而物种大交换又是物种大灭绝的推手。勿容讳言，农业拓殖的过程，就是追杀森林、草原、湿地的过程。毁林开荒是农业化过程中的常态，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农业化过程对森林、湿地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像。美洲开发的艰辛过程，也就是毁坏美洲森林的过程，甚惨烈程度超过了人们的想像。燃料、建材、农用地还在持续消耗着剩下的森林。

　　从“拿”“放”“占”三个维度分析，在“拿”上，延续了森林纪掠夺行为，木材薪材需求旺盛，跨区域持续采伐林木，采集-渔猎者挺进深山老林，自然生态系统单向输出，原始森林再度退却，森林生态系统衰微。打井取水全面发展，从沿河而居到围井而居。在“放”上，人畜粪尿来自农田回补农田，“拿”多“放”少，肥田变瘦，土地趋向贫瘠化。在“占”上，大量森林、草原、湿地被开垦为农田、牧场，山岳成为生物多样性的庇护所。农业空间过度扩张，导致土地生产能力退化——沙化、荒漠化，加剧了水蚀——水土流失、风蚀——风沙尘暴，部分土地失去了土壤。灌溉农业还带来了土地盐渍化，土地失去了生产能力。呈现了林地—农地—盐渍地的土地退化过程。同时，也加剧了森林、草原、湿地、农田的碳排效，大量“绿碳”转化为“灰碳”，进一步损害了碳-氧平衡关系，积累了全球变暖的因素。地球陆地表面早已不再是本来的样子。

　　三、人类世第三纪——工业纪

　　工业纪，也是城镇纪。有效满足了人类基本需求，全球人口呈现出爆炸式增长。19世纪全球人口翻了一番，20世纪翻了两番。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棉纺织业出现了一系列重要发明，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动，并迅速扩张到其他行业。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将人类带入了蒸汽时代。这是人类世进入了第三纪——工业纪的重要标志。19世纪后半期，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技术发明层出不穷，发电机的问世，使电力逐步取代蒸汽力，标志着工业革命进入了电力时代。工业革命高歌猛进，创造了巨大生产力，使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重大变革。人类世工业纪是平地起高楼的时代，也是能源革命、材料革命的时代。中国是工业纪的迟到者，来得晚，却得后发优势——集中接受知识与技能、投资与贸易，并集中释放人口红利，迅速转化为发展优势，创造了经济高增长奇迹。工业纪深刻改变了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机制，修改了空间规则。在物质循环上，工业纪之前，主要使用人畜力——肌肉的力量，人类利用地球表面与生物圈同质的物质及其所含能源。工业生产制造工业品，挖掘利用了埋藏在地下的矿产，这些物质过去并不在生物圈，也没有参与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由此，生态系统中多出来了“工业味”。在能量流动上，业使用非肌肉力——电力，最大的变化是使用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人类文明“载物量”“含能量”陡然增加。农业时代是生物质能源时代，工业时代则是化石能源时代。人类大量使用了历时亿年蓄力的“含能物质”——煤炭、石油、天然气，用了其中所含的“能”，排放了其中的“物质”。由此，形成了生态环境中的“能源味”。在空间布局规则上，加工制造业在全球范围配置物质能源、知识信息，形成全球化的信息链、知识链、物质链、产业链、供应链，远非农业纪那般“十里不贩菜、百里不贩粮”。出现了消费国、贸易国、制造国、原料国，以及连通国家的跨国集团，全球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工业纪的农业是现代农业，以种子革命为基础上，掀起了农业领域的“绿色革命”，农业投入产出机制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革。现代农业是灌溉农业、设施农业、石油农业，化肥、饲料、农药、兽药、添加剂、生长素、转基因的投入已经成为常态。现代农业是高载能农业，喝油的机车替代了吃草的牛马、化学肥料替代了生物肥料。工业化使农业生态系统人工成分越来越大，已经呈现出无工业不农业的态势。工业化不仅彻底改变了食物生产系统，而且改变了食物加工、储存、配送系统，增加了食物供应的稳定性。实现了从农田到餐桌、从舌尖到马桶全过程的工业化。农业的生产力、供养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工业制造业及其配套的服务业需要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劳动力，推动了人口聚集，科学、教育、医疗事业突飞猛进，加速形成城镇化体系。一个又一个经济开发区、高新科技园区，就是把农业区转化为工业区、把乡村形态转化为城镇形态，在单位面积上容纳更多的人口、带来更多的收入。城镇是高度人工化的生态系统，物质大循环、能量大流动。适应与人口聚集，水、食物、能源、钢筋、水泥……一齐向城镇集中。由此，现代农业替代了传统农业、高楼大厦替代了土木平房、机动车替代了人畜车，人类圈的食物供给水平更高、温度控制能力更强，空间移动的速度更快。工业化是资本增密过程，也是城镇成为高载能空间、高排放空间的过程。城镇是人类圈的核心——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生态环境问题中心、高致病传染病流行中心。因工业纪的原料地、加工地、制造地、消费地，既大分离又大联通，形成全球化知识体系、信息体系、投资体系、生产体系、供应体系、消费体系，由此带来了全球化的生态环境问题。一国的问题，其根源在另一国。人类圈扩张至全球，形成了地球村。随着洲际贸易蓬勃发展，区域市场让位全球市场，引发人口向海岸集中，全球三分之二人口集中在海岸线60公里以内。大江大河的三角洲，既是入海口又是登陆地，兼收陆海之利，成为陆海联动的发展中心。港口城镇是入海登陆的门户，也是世界经济增长极。近岸线海域是人类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生态系统保护成为自然保护的重要内容。经济全球化引起陆权、海权的重新配置，新的全球公共事务需要建立新的全球秩序，推行新的全球治理，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组织主导了全球事务。因发展阶段不同，对国际规则需求不同，国家之间争夺规则制定权、话语权成为全球治理新常态。

　　从“拿”“放”“占”三个维度分析，在“拿”上，自然河流、天然森林“农业化”“工业化”“城镇化”，跨流域取水、机具伐木，支撑人类圈工农业生产、城乡经济社会生活。自然河道、河床、河岸、河滩、洲岛人工化，湿地生境破碎化，生物居所简单化。工业纪初期，生态产品、农业产品支持了工业原始积累，生态产出、农业产出接近极限，形成了更大的“绿色赤字”“生态欠帐”。森林、湿地减少，干旱、洪涝频次增加、危害程度加重。工业积累完成后，工业发展成果反哺农业、反哺生态。除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外，工业生产出了替代农业产品、生态产品的产品。比如，水泥、钢材、塑料替代了木材，化石能源、电力供应替代了薪材，工业品投入使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升，较少的农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为森林草原休养生息奠定了基础。在“放”上，工业纪显得特别的多且性质恶劣，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为自然生态系统带来大麻烦。工业生产及城镇生活过程中废水、废气、废物排放，带来了严重的水体污染、空气污染。现代农业大量使用人工合成物，导致土地面源污染，工业与农业、城镇与乡村环境问题叠加，生态系统功能严重衰退，自然灾害频发。河流成为人类圈的排泄渠，聚集了营养型、化学型和热能型污染物。与农业纪燃烧地上绿色森林不同，工业纪燃烧地下黑色森林——挖掘使用化石能源，把“黑碳”转化为“灰碳”，加剧大气碳-氧关系失衡。1800年全球二氧化碳浓度180ppm，目前已超过420ppm。全球气候危机已在所难免，这是人类世最大的灰犀牛事件。在“占”上，因人口再度膨胀，消费能力全面提升，沿河、沿湖、沿海的湿地、农田、乡村转化为道路、商场、城镇。农业空间、生态空间转化为城镇空间、线性空间。工业化超级成功，人工生态系统深度扩张，自然生态系统再度缩水。人类圈占用过多，纵横切割生物圈，导致自然栖息地岛屿化、碎片化，引发食物危机，食物链断裂、重组，处在食物链顶端的物种举步维艰，物种灭绝、生物多样性减损已是大势所趋、在所难免。设立自然保护地、保护人与自然共享之境、保存人类足迹禁入的纯自然之境，已是工业纪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成就。世界主要国家已经形成各具特色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山岳是人类圈的边缘，生物圈的核心。山岳是自然的高地，也是自然的堡垒，具有相对完备的自我保护机制。山岳形态越复杂、体量越高大，自我保护机制越健全越有效。同时，山岳是河流的源区，全球水文循环的重要节点。有幸保留下来的自然之境，多是山岳型生态系统，既是自然栖息地、生物基因库，又是绿色水库、人类圈依靠的水塔。山岳是陆地“绿岛”，家园里的“花园”，与海洋岛屿一样，“绿岛”“花园”也是游客向往之境。于是，保护山岳就是保护自然栖息地、生物基因库、绿色水库、城乡水塔、自然美景。秦岭是中华民族的祖脉，中国太一：中央山脉、中央绿岛、中央水塔、中央公园、中央花园……保护秦岭，国之大者。

　　经历森林纪、农业纪、工业纪，地球陆地表面失去了本来的样子。特别是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与资源破坏，从西方工业化先行国开始，波及全世界，无一国幸免。就连原本自然、纯净的空气、水、食物也变得“不自然”“不纯净”，无不带着浓浓的“工业味”“能源味”。生态问题、环境问题，也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问题演变为人类世工业纪的世界性问题。环境与资源保护，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声浪高企。建立自然保护地体系、保护幸存的自然荒野（荒野不是荒废、荒凉，而是人迹未至、保留原始野性的天然之境），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经济，清除生态环境中的“工业味”“能源味”，让空气、水、食物变得自然、纯净已经成为人类圈发展面临的简单而又复杂的课题。绿色运动-环保主义正在从人类圈发展的边缘议程成为核心议题。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人类圈发展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是物质与能源本身的问题，而是人类开发利用的知识、信息和技能问题。太阳有着用之不竭的能源，地球有着取之不尽的宝藏。用物取能，一再挑战人类智慧。创新创意要既有利于人，又有利于自然；既推动人类圈发展，又维护生物圈稳定。人类要仰望星空，站在与自然和谐共生、与生物圈协同发展的高度，以新的知识革命、信息革命、技能革命为基础，在加快农业绿色革命迈向新阶段的同时，全面掀起工业绿色革命、商业绿色革命，推动经济社会全过程的绿色发展、绿色革命。

　　四、人类世第四纪——全新纪

　　21世纪以来，人类世进入第四纪——全新纪。全新纪也是智能纪，在工业纪资本增密的基础上，全面开启知识增密、信息增密的智慧化升级模式。新的科技革命——纳米技术、量子技术、基因技术蓬勃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新智造欣欣向荣，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推动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环境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心。城镇乡村星罗棋布，楼宇亭台鳞次栉比，高架立交车水马龙，生活日用应有尽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五大基本需要得到有效满足后，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面临新的挑战。人类大发展、大折腾的进入了收敛期，人口红利时代结束，知识红利时代到来。人口总量、物质生产与消费规模相继抵达峰值，经济质量提升加速代替数量扩张，经济发展的“载知量”“含信量”替代“载物量”“含能量”，推动已经开采的物质循环利用、清洁利用，着力清除生态环境中的“工业味”“能源味”，恢复空气、水、食物的“自然纯度”，开创人类圈与生物圈协同进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与人口到达峰值相伴随，基础物质消费亦相继达到峰值。农田、乡村、工商、城镇规模扩张到达峰值，甚至发生结构性逆转回调后、形成国土空间利用结构总体稳态。21世纪以来，中国实行退耕政策，把“过垦”的耕地还林、还草、还湿，本质上就是国土空间利用结构大规模回调。制定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其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国土空间支持，其着力点是对地球表面生物圈、人类圈实行分类管控，并推行差别化的治理措施。国家国土空间规划明确，城镇空间是以承载城镇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要素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农业空间是以农业生产、农村生活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生态空间是具有自然属性、以提供生态服务或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包括森林、草原、湿地、海洋、荒漠、冰川等。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是三大空间，也是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三区”。在“三区”内划出三条控制线，简称为“三线”，分别是城镇开发边界——城镇空间内可以集中进行城镇开发建设，重点完善城镇功能的区域边界，涉及城市、建制镇和各类开发区；永久基本农田——农业空间内不能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的耕地；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空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在空间上，“三区”有部分交叉重叠，“三线”则各自独立。“三区三线”落地，意味着国土空间分工到位、主体功能厘定清浙。人类圈从生物圈发端，在深度嵌入生物圈的同时，也嵌入了水圈、大气圈、岩石圈。可谓“一圈扰动四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人类圈与生物圈的和谐共生，也是人类圈与水圈、大气圈、岩石圈的和谐共生。可谓“一圈和谐四圈”。如是，难度甚大，却是绿色发展要义。生态空间是生物圈的主体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是人类圈的主体空间。国土空间规划不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部，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农业空间、城镇空间固化，从制度上阻塞了森林再生、湿地再生的通道，同时将生态空间固化，也防止了人类圈无节制扩张，有利于生态系统恢复。要以国土空间规划为指引，全面提升人类圈效能，保护修复生物圈功能。21世纪20年代，中国全面创制地球表面空间利用规则，把人类圈控制在特定范围，这是人类世全新纪的一大重要特征。

　　全新纪人们以生态系统视野观察、推进国土空间治理。地球生物圈的主体是四大自然生态系统，即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以及将森林、草原、海洋连接贯通的湿地生态系统。人类在生物圈中创造了两大生态系统，即农业生态系统、城镇生态系统。从宏观空间尺度观察，两大人工生态系统源于四大自然生态系统，且在四大自然生态系统之中，六大生态系统彼此连通、交互影响。生态空间承载着四大自然生态系统，农业空间承载了农业生态系统，城镇空间承载了城镇生态系统，三大空间彼此独立、相互联通、交互影响。具体来说，（1）城镇空间需要跨空间聚水、聚物、聚能，并在水、物、能利用后放出“废弃物”，通过物流、水流、气流，与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实现了大进大出大交换。（2）全新纪的农业已是现代农业，农业空间也需要聚水、聚物、聚能，经历农业生产过程后，向城镇空间输出农产品（物、能），向生态空间释放“废弃物”。（3）自然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自我修复、自我进化功能，生态空间原本可以独善其身，但因过往遭受深度“掏挖”“袭扰”，伤及元气，现在需要向城镇空间、农业空间借力，以资修复，推动进化。相比较而言，城镇空间占比最小而生态系统治理任务最大，生态空间占比最大而生态系统治理任务最小，农业空间居于二者之间。

　　生态系统管理是大学问，管理好人工生态系统尤其重要。要以系统观念看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没道理，高质量发展是真理。经济发展铺摊子、搭架子阶段已经结束，腾笼换鸟、转型升级大势所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出路在于“环境友好”“资源节约”，通过增加“知识载量”“信息含量”，降低“物质载量”“能源含量”，推动物质循环和能源高效利用，促使“废物”排放最小化。全面推行“亩产论英雄”，让每一寸国土空间价值最大化。国家已经制定了生态系统全覆盖的环境友好、资源节约法律法规体系，贯彻落实，久久为功，必将实现碳中和，继而实现硫中和、氮中和，全面实现生态中和、绿色发展。

　　投资自然，经略自然，让生态空间山清水秀。推进生态空间治理是人类世全新世的一大显著特征。人类源于生态系统，生存发展于生态系统，无偿获取生态系统资源，却误将生态系统创造的生态产品、生态服务视之为“无价值”。长期“用”而不“养”，导致生态系统功能衰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人们已经认识到生态系统难能可贵。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空间治理就是投资自然、经略自然，就是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就是建设形成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绿水青山，就是创造生活舒适、环境优美的生态产品、生态服务，就是提升生态空间的“绿色载量”“金银含量”。中国实行生态空间休养生息政策，禁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禁止食用陆生野生动物、禁止生态保护地及生态脆弱区放牧、长江十年禁渔。全面推进森林、草原、湿地生态保护修复，以及沙化、荒漠化土地防治。坚持以青丝换青山的绿色愚公精神，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自然更美。大树底下好乘凉。树荫是树的生态产品，树是生产树荫的载体。投资树就是投资生态产品，就是增加生态产品生产力。与生物圈共生、与生态系统友好型经济，就是“只卖树荫不卖树”的“树荫经济”，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大树由幼苗生长而来。小树苗既已安家，绿色荫蔽定有时。

　　让空气、水、食物自然纯净、安全使用，正在挑战全球生态系统功能管理能力、生态环境质环管理能力、生态空间一体治理能力。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加强生态系统功能管理、生态环境质量管理和生态空间一体治理，也是世界各国迈向绿色未来的共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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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人类世未来纪——绿色纪

　　全新纪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未来纪，也是绿色未来纪。生物圈制造的最精美的作品，就是超级无敌的人脑。虽然我们还不知道人脑深处的心灵密码，但是我们已经清楚的知道，人类的大脑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服务的。人类的大脑也已经深刻的认识到，在生物圈内人不可能独赢，人类圈是生物圈内圈，只能与生物圈同生存共输赢。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不断为自身创造幸福，但也不至于非要为其它生命形态造成悲伤。自然没有规划却有规则。自然选择是生物圈终极规则。人类圈在改变着生物圈，生物圈也在选择人类圈。只有与生物圈同体共生的人类圈文明形态最终保持下来。超凡的人脑，不仅仅在于照亮人类圈，还在于照亮生物圈；不仅仅在于利用自然、掠夺自然，向自然“拿”“放”“占”，还在于投资自然、经略自然，实现与自然和谐共生。因为有超凡的人脑，人与自然的关系决不会突然崩塌，人类文明也不会只是昙花一现，也不可能回到采集渔猎的森林纪。人类发展的唯一前景、必由之路是走向绿色未来，必将在改变文明发展的能源基础上、在促进生态系统平衡上、在增加人类圈产品供给上、在维护人类圈与生物圈协同发展上施展非凡的才华，全面恢复生态系统功能，还原生态环境质量，实现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生活空间舒适美丽、生产空间清洁高效，人们尽情享用自然纯净、去“工业味”“能源味”的空气、水、食物……生态产品是最基础最普惠的公共产品，未来的理想的共产主义，一定是绿色的美丽的共产主义。

　　绿色是地球陆地的本色，地球拥有绿色，人类拥有未来。去除“工业味”“能源味”的生态产品就是绿色的生态产品，就是地道的生态产品，就是由政府提供的普惠的公共产品。生态、生产、生活，总是发生在特定的国土空间。随着国土空间理论日益成熟，必将推动国土空间管理革命向纵深发展。人类主动将“大折腾”的本领限制在特定的国土空间，并推行有控制的清洁的“折腾”。中国制定实施国土空间利用规划，划定以提供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的生态空间、以提供农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农业空间、以提供制造和服务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城镇空间。三大国土空间同步提升“载绿量”“含金量”，协同发展生态友好、资源节约型经济，推动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迈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与憧憬无限美好的生活一样，人们无限憧憬绿色未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永久生存与发展在生态系统中。人类同住地球村，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心智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必然引导文明形态发生根本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在进行新调整、再平衡，人与自然双向互馈、和谐共生是终极形态。如若不再大折腾、瞎折腾，我们依稀可见扑面而来的绿色未来。中国坚持生态文明新理念，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制定国土空间新规划，推行生态治理新模式，走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道路，引领全球绿色未来新潮流。

　　中华民族的家园是人类古老的东方家园。末次冰期结束一万多年来，中华家园持续供养着全球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生态系统负荷极为繁重。近代中国遭遇百年屈辱、民生凋零、生态衰退。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令世界振奋的经济奇迹，正行进在高质量发展路上。同时，中国实施了全球最大的生态建设工程，在古老的中华家园创造了绿色奇迹，正迈进在深绿路上。2060年实现碳中和，继而全面实现生态中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道路越走越宽广。我们已经拥有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自信，家园自信。

　　生物进化，没有目的没有意识。但是，人类是世代积累知识、积累信息、积累技能的物种，人类文明发展应有方向亦有坐标。人类的意义就是自我创造出来的。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地球村-生物圈-人类圈，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人性相通、命运与共。绿色未来、催人奋进。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中国能，世界能！

　　地球喜绿，地球未来就是绿色未来！

　　绿色是金，绿色未来就是金色未来！

　　人贵于智，金色未来就是智慧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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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文是《绿色简史》一文的升级版。2024年元旦于磨香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