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经常在教育子女时，要求子女“做人要讲道理”，要“以理服人”！我相信，这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一个基本传统。中国人“谦谦君子”的形象，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中形成。但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

　　不错，做人要讲道理，这是一个大家都接受的公理。但是，这其中却包含着非常重要逻辑前提，或者说暗含着逻辑假设。这假设就是（1）人人都是讲道理的；（2）大家所讲的道理是相通的道理，同样的道理。也许在中国人理想的大同社会中，可能能够满足这样的条件吧！

　　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里，并不是所有人都讲道理，并不是所有人讲的道理都是相同的道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同知识结构，不同认知水平，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阶段，甚至不同性别的人，在讲道理上的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之间所讲的道理是相通的道理，讲理能讲得通，这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状态，也是社会自律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沟通协调，就是说事实，讲道理的具体形式。人人都应该成为“沟通高手”。这有利于减少社会摩擦，降低社会运行成本，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但在不少情况下，沟而不通，协而不调，道理显得“苍白无力”，讲不通。解决矛盾纠纷，单靠讲道理很不够，必须补充其他手段。

　　战争、暴力是解决矛盾纠纷的一种形式。有时候，道理是“平行的”，讲道理永远找不到“道理的交汇处”。在无法讲道理，或道理讲不通，或讲道理根本无效的情况下时，必然采取暴力方式解决争端，通过使用战争、暴力解决矛盾纠纷。比如，在道理讲不通的时候，大人也会“情不自禁”去打自己的子女。

　　但是，战争、暴力是极其残酷的，是解决矛盾纠纷的极端形式。为了有效避免矛盾纠纷导致的“残酷”事件，人类发明了法律解决纷争的机制，这就所谓的“法治”。利用人类的共同认知，建立共同规则，以合法的暴力为后盾，以法理为基础，摆事实、讲道理，寻求解决矛盾纠纷的法治形式。“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所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

　　但必须记住，不同方式适应不同情况。讲道理，以理服人，是最温和，适应最广大的解决矛盾纠纷的最基本方式，而战争、暴力是残酷的，是极端的形式，法治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讲道理，就得讲到“利益的交汇处”，即所谓的“共同利益”。讲理中，满足了强者的利益，也兼顾了弱者的利益，以双方讲和终结。战争则以强者胜利，弱者屈服为终结，弱者不得不哀求强者的施舍。法治标榜“人人平等”，这是排除司法腐败和人情关系后的理想境界。“法治”是人类发展的重大趋向。

　　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我们应该学会利用多种手段，多种途径解决矛盾纠纷的本领。根据我们自身的处境，选择解决矛盾纠纷的形成。事实上，不论是讲道理，还是战争暴力，还是法律机制，要解决纠纷，都是有成本的。只有成本低、效果好的方式，才是最好方式，才是解决矛盾纠纷的有效选择。

　　战争、暴力是强者选择解决矛盾纠纷的一种极端形式。相对应的弱者，可以选择的极端形式大概只有“任人宰割，委曲求全”，这是不得已的策略。我们的国家，在积贫积弱时代，也不曾经“任人宰割”过吗，就是到改革开放后，不还实行过“韬光养晦，静观其变”的外交政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