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美德是一种优秀品质，是人人喜欢的稀缺的“好东西”。所以是“好东西”，是因为稀缺，所以稀缺，是因为美德的养成需要投资，需要时间。要收获美德的好处，就必须促进美德成长，这需要全社会的呵护，需要全民为之做出努力，付出必要代价。

　　在中国城市，闯红灯、人车抢道的问题一直受到诟病。从80年代晚期开始，就有不少从国外归来的人，大发感慨，振振有词，中国人素质低，如何如何，外国人素质高，如何如何。当时，我总觉得这些话不怎么入耳。这是怎么了，中国文化几千年，到现在却不如人家素质高？真是“外国的月亮圆”吗！

　　后来，陆续去过了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再加上一些有意的阅读，从而增加了对不同文明的了解。每次外出，我都留意观察城市交通情况。看来，在发达国家确实实现了“礼貌交通”，特别是在美国旧金山学习的那段日子，至今记忆深刻。那里道路宽敞，人车稀少，车让行人，行人让车，很自然、很礼貌，一起学习的人无不由衷敬佩，似乎我们生活在了一个“君子国”。

　　仔细想来，美国与中国，中国与西方诸国，国情差别很大。虽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但那是传统农业文明，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远没有完成。在1949年解放之初，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0%，到改革开放初期也不足20%，到2010年还不到50%，而英国在1900年、美国在1920年就达到这个“高度”，现在更达到85%以上。当今在中国城市生活的人口，大部分人像我一样，都有着青少年时期在农村生活的历史，从小就传承着农业文化和农民习惯，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还是农业户籍，是农村与城市“两栖人”。从农村进入城市，接受城市文明熏陶，适应城市生活习惯，需要一个学习修炼的过程。

　　大家知道，学习修炼过程，本身就是储蓄过程、投资过程，也是创业过程，完成这个过程，需要不仅需要资金支持，而且需要时间支持。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传统农业文明、农村文明，升级转换为现代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过程。自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动荡曲折，裂变整合，都是为实现这个升级转换过程所付出的代价。目前，这个升级转换过程正处在一个时代的“分水岭”，再有15到20年，中国就可以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大转折”。我相信，到21世纪50年代，中国可以完成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农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大转型”。之后再过大约20-30年，到20世纪70年代前后，中国将进入后工业化时代。那个时候的人们，是现在人们的子孙，不能用未来的标准，要求现在的先辈们。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为文明礼貌支付成本。文明礼貌不仅具有外在形象，而且具有具体实在的物质内容。古人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不少穷人连出席体面场合的衣着都没有，自然也就显得尴尬、拘谨，不善言谈。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这个。每次出国，令人烦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带什么礼物，什么场合向什么人送什么礼物。在国内，礼节更纷繁。逢年过节，礼数成为让人烦心的事。不去拜年、拜节，显然有违常理，有失礼数，不够亲情、不够意思，不懂人情世故。因此，拜年、拜节是必须的。这里，礼数就成为一个关键。虽说有“礼轻仁义重”的古训，但毕竟“礼重仁义更重”。礼轻了，显得“心不诚”，意思“不到位”，出不了手。礼重了，却财务负担也就重了，有“受得了”的问题，也有“值不值”的问题。

　　中国人还有一句古话，叫做“礼尚往来”。礼节、礼数是交往的媒介。给别人以礼节、礼数，也希望别人给自己以同样的礼节、礼数。如果此“礼”得不到彼“礼”的合理回报，“礼尚”不能“往来”，自然导致“礼”的不可持续。中国人的目的性很强。不是有一句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嘛。当礼节、礼数起不了作用，解决不了问题时，就会改用其他不大礼节的办法。手段服从目的。这大概是在不同人群中行为规范不同的原因吧。古今中外，贵族阶级、上流社会总是举止优美，彬彬有礼，言谈博雅；而平民阶级、底层社会总是举止粗放，直来直去，毫无掩饰。贵族有闲情逸致，有支付能力，而穷人没有。富人之间送礼物，礼物很讲究，包装很奢华；穷人之间送礼物，礼物很平常，包装很简单。富人的礼物讲究品牌、品味，穷人的礼物讲究实惠、使用。也正因为如此，越是富裕的社会，服务业越发达，贫穷社会则主要是农业、手工业。要从穷人社会发展到富人社会，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回过头来，再说说闯红灯、人车抢道的事情。我以为，这不简单是一个文明问题、礼貌问题，而是成本问题，主要是时间成本问题。在美国，人车矛盾不突出，无论是人让车还是车让人，所需要的时间都不会太长，“让”的成本很低，所以不仅彬彬有礼，还秩序井然。中国的国土面积和美国差不多，但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而且集中分布在东南部三分之一的国土上，人口密度大。在中国的城市，车流人流，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川流不息，过一个十字路口，往往需要几个“灯时”。人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人，一辆车，而是一群人，一队车。因此，让路不是让一个人，一辆车，而是在让一群人，一队车。在这种情况下，礼让的时间压力增大、成本迅速上升，当没有人愿意为此支付高成本时，自认而然，彬彬有礼就“退居二线”。

　　中国的交通规则讲究“礼让三先”：先让、先慢、先停。“礼让三先”在道路通行能力过剩，礼让成本较低情况下，行得通、做得到。当道路通行能力严重不足，礼让成本偏高时候，行不通、做不到。大家经常看到道路拥挤塞车的情景，不少时候是“不让”的结果。为什么“不让”？因为“让”的具有成本，而且成本不低。让一个车，等于让一队车，让一个人，等于让一群人。让一个车只需要读秒的时间，让一队车则需要读分的时间，甚至更长时间。我不会开车，因工作需要常常坐车。我观察到，当道路车流稀疏的时候，司机精神放松，并能够以礼相让；当道路车流饱和的时候，司机精神紧绷；当道路严重不足时，则进入抢行状态，在车流缝隙中寻找穿行机会。“蝇头小利”也不放过，遇有间隙，迅速占领。司机都知道“宁停三分，不抢一秒”的道理，但到关键时候还是靠不住、做不到。不是礼让问题，还是成本问题。有时候，错过“一秒”，不是停三分，而是停三十分钟、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由此可见抢出“一秒”的重要性，为此人们不惜冒道德风险、安全风险。

　　人生道路，与车行道路道理相似。弯路、曲折、倒退不可避免，但更多时间是向前进。在向前进的道路上，各行其道，人畅其流，人尽其才，礼貌避让必不可少，既方便别人，也有利自己，这是一种值得提倡和受人尊敬的美德。仕途之道，也是如此。在晋升通道，合理避让，不仅可以得到君子美名，收获积极道德形象，而且有利于群体利益最大化，促进群体进化。在人生道路上，也会遇到拥挤、堵塞的时候，这个时候礼貌避让的成本迅速上升，代价增加，一致永久丧失发展的机遇。这个时候，就是检验一个人德行水准的关键时机。

　　美德是无形资产，可以带来无形价值。无论是在那条道路，都涉及人生“核心价值”问题。不同的“核心价值”，表现为不同的道德形象、不同的德行品位，表现在如何处理自身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在人生道路上，关键时候只有几步，这几步对人生具有决定性作用，如何在这几步既保持完美德行又合理追求自身利益，这是人生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