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后，封秦为诸侯，并许之“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得到周王室“支票”后，在20年内，秦襄公以及儿子秦文公将“支票”兑现。秦文公之后，又经数代努力，谋求发展空间，歧丰之地皆纳其下，先后灭荡社戎，击败邽、冀两戎部，征彭戏戎，兵临华山，收复杜、郑之地，灭小虢，版图推至关中东端。此时，犬戎的力量被彻底排挤出关中，周室的力量也不复存在。关中，这一肥硕之地，天府之国，成为名符其实的秦人家园。

　　从公元前677年起，秦国将都城由陇县迁至凤翔，在此建都294年。公元前659-621年，秦穆公在位39年。秦穆公任内获得了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支等贤臣的辅佐，发兵攻打蜀国和函谷关以西国家，开地千里，遂称霸西戎。据此，周襄王送了顺水人情，命秦穆公为“西方诸侯之伯”。公元前627年崤之战(今河南三门峡东南)、前625年彭衙之战（今陕西白水东北）两次被晋军大败，秦东进的路被晋牢牢地扼住。公元前621年，秦穆公死。此后230多年，秦国踉踉跄跄，没有大的作为，势力范围局限在黄河以西。

　　在秦国历史上，秦穆公算是相当有作为的君主。他内修国政，外图霸业，统一了今甘肃、宁夏等地，使秦国从春秋早期一个不显眼的国家，跃升为仅次于晋国、楚国、齐国的二等强国。据说，秦穆公是一位宽厚仁爱，不计较小事的国君。大家熟知“伯乐相马”的成语，所说的伯乐，就是秦穆公时代的相马师，姓孙名阳。汉代韩婴《韩诗外传》卷七：“使骥不得伯乐，安得千里之足。”唐代韩愈《马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之，而伯乐不常有。”《资治通鉴》有这样一则故事：秦穆公走失了一匹马，岐山农民捉得并分给三百个人一起吃了。秦穆公的官吏追捕到食马之人，想按照法律来处置他们。秦穆公却说：有德才的人不因为畜生而杀人。我听说吃马肉而不喝酒，就会伤及身体。于是，便给他们酒饮。后来，秦穆公攻打晋国被围困，那三百人拿着锐利武器以死相救，以报其恩德。

　　这一切听起来很顺耳，事实究竟如何？用现在的语言说，当时秦国是一个“新兴大国”。最为“新兴大国”，自有其新气象。然而，定都凤翔不久，秦国学得“传统国家”恶习。比如，之前秦国并无殉葬制度，公元前678年秦武公死，66人殉葬，开秦国殉葬恶劣先例。至秦穆公死后，安葬於雍（今陕西凤翔县文化馆院子里），殉葬而死者竟达177人，其中包括子舆（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针虎。这三人十分善良、勇武，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国风秦风》中的《黄鸟》：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针虎。维此针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诗歌描写秦穆公死，以活人殉葬的悲烈场景。看见如此悲烈场面，连黄鸟都感到震惊，何况人呢。“交交黄鸟，止于棘。”“交交黄鸟，止于桑。”“交交黄鸟，止于楚。”震惊的黄鸟，一会儿落在枣树，一会儿落在桑树，一会儿落在荆楚之上，心神焦躁不安。谁从穆公？子车奄息、子车仲行、子车针虎！奄息、仲行、针虎！百夫之中的俊才、干才、辅弼之才。“临其穴，惴惴其栗。”在殉葬现场的人，无不感到胆战心惊。“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苍天啊，请开开眼，真不该坑杀好人！如若可救赎他们，有百人甘愿献身！读罢这首诗歌，我的感觉是“苍天啊，大地啊，怎么这样残忍啊？”相信没有人喜欢这样残暴的“新兴大国”。

　　《史记·秦本纪》载：“缪（穆）公卒，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车）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殉葬，惨无人道，被殉葬者有其生前奴仆，也有生前最亲近的人，秦穆公以“三良”从死，即是一例。有这种丧尽天良的恶劣制度存在，何谈“宽厚仁爱”？何谈“道德操守”？连黄鸟都无所适从，何况老百姓？这大概是之后230多年秦国“踉踉跄跄，没有大作为”的一个制度根源。以现在的观点来说“制度大于技术”。一直到公元前356年，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秦国以巨大勇气，实施了包括殉葬制度在内的一连串最为彻底的改革，继而成为战国时代国家改革的先锋，由此也奠定了秦帝国崛起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