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被称为“千古一帝”。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算是大有作为、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也正因为“最有影响力”，严重透支了“国家元气”，加速了大秦帝国崩溃。

　　大秦帝国土崩瓦解之后，大汉帝国随之兴起。刘邦、吕后汲取前朝透支“国家元气”惨遭失败的教训，采取了休养生息的国策。在公元前207年汉纪元以后（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公元前195年离世），直至公元前180年吕后离世，期间诛杀功臣，汉室争斗不休，但民间力量休养生息，逐步恢复了“国家元气”。之后，孝顺而仁慈的汉文帝登基，极力奉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开创了“文景之治”新局面，培养和提升“国家元气”。再后来，汉景帝继位，沿袭汉文帝治国方略，将“文景之治”推向新阶段。公元前141年，汉武帝登基，在位长达54年，成为汉代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汉武帝掌国之初，窦太后干预，因袭“黄老之学，无为而治”国策。汉武帝掌国第六个年窦太后离世，汉武帝得以施展自我掌国理想。在治国思想上，将“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转化为“表彰六经，独尊儒术”。这是治国思想的一次重大调整，并影响后世两千多年。不过，此时的儒学并非春秋时的儒学，而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不少人将其概括为“儒内法外”，即对社会、对老百姓施以怀柔的儒学教化，对官僚系统施以霹雳的法治手段。汉代新儒学以春秋儒学为核心，兼收并蓄了春秋法家、道家、纵横家、阴阳家的治国思想。这也是后来儒学与时俱进，海纳百川，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基点。后世不少人不理解汉武帝，深层原因在于不理解汉代新儒学。

　　可以这样说，刘邦、吕后时期是汉代“国家元气”恢复时期。汉文帝、汉景帝的“文景之治”是“国家元气”培养和提升时期。经过“一个甲子”的恢复与提升，至汉武帝登基，大汉国家实力空前提升，并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这是汉武帝掌国后调整“治国之策”的物质基础，也是汉武帝创造“汉武盛世”的物质基础。人们常将“秦皇汉武”紧密连接在一起，也就是说汉武帝的所为很像秦始皇。其实，确实如此。秦始皇经过20多年征战，在建立大秦帝国之时，“国家元气”已很虚弱，本应“休养生息”，以恢复和培养“国家元气”。秦始皇反其道而行之，连续不断搞“大动作”，吃空了“统一红利”，透支了“国家元气”，大秦帝国土崩瓦解。秦始皇开创了一个“大一统的中国”，却没能创造出一个盛世。汉武帝比秦始皇幸运，汉武帝搞“大动作”时“国家元气”比秦始皇搞“大动作”时充足得多、坚实得多。“充足”而“坚实”的“国家元气”，有力地支撑了汉武帝“掌国的政绩”，这“掌国的政绩”将汉武帝推向中国历史“最有作为”的巅峰。也正因为“最有作为”，在汉武帝掌国的半个世纪里，将经过“一个甲子”积累起来的物质基础消耗，并深深危及“国家元气”，继而带来严重的问题。

　　秦始皇推进国家统一，已经将“国家元气”消耗殆尽，继续搞“大动作”必然需要向老百姓伸手，“横征暴敛”“繁重徭役”在所难免。其结果，必然是“激起民愤”，导致“揭竿而起”。汉武帝掌国后，连续20多年搞“大动作”，汉初“一个甲子”培养和积累的“国家元气”也被挥霍一空。一系列的“大动作”停不下来，“敛财之道”必然随之而来。人们似乎看到秦始皇“横征暴敛”“繁重徭役”的影子。汉武帝重用桑弘羊，令其执掌财政，实行盐铁专营，直至卖官鬻爵，以钱赎罪。国家敛财是国家治理的一剂毒药，危及国家根本。官场腐败，官商勾结，豪强崛起，社会失序，百姓走向苦难深渊。早被汉文帝废除的“诽谤罪”、“妖言罪”死灰复燃，竟然发展到“腹诽罪”（即肚子里不满）。这被司马光视为汉武帝“有亡秦之失”。也就是说，汉武帝已经犯下“亡国的过失”，面临“亡国的危险”。终究能够“免亡秦之祸”的原因，在于汉武帝还是一位“勇于承认错误，敢于改正错误”的“好领导”。面对国内危局，汉武帝反思掌国得失，终于“悬崖勒马”，修正了“治国方略”。为此，汉武帝不是背地里承认错误，也不是悄悄地改正错误，而是面向全国写下“轮台罪己诏”，一份正式的、公开的“自我批评”、“自我检讨”。

　　汉武帝：《轮台罪己诏》

　　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

　　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

　　<易>之卦得<大过> ，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

　　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大家须知，颁布“轮台罪己诏”这一年，汉武帝69岁，掌国53年。毫无疑问，公元前89年的汉武帝，已经赢得了绝对权威，也赢得了无比尊荣，更是一位垂垂老者。正是这位老者，向全国颁布了“罪己诏”，因此不但没有减损汉武帝的光辉，而是赢得了更多尊重。汉武帝如此担责，直面过失，坦诚错误，自我检讨，自我批评，自我改正，其绝代政治智慧和巨大政治勇气非同一般。正是汉武帝的罪己诏，不仅避免了重蹈秦亡之辙，而且开辟了汉代国家治理的新道路，为之后的“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