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中，“严以律己”总是和“宽以待人”相对应。这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严”与“宽”的学问很大。唐代大家韩愈是旷世奇才，他曾担任吏部侍郎。因此，他对这“严”与“宽”思考很多。韩愈《原毁》一文，可谓“雄奇奔放”，说古道今，展开了“严以律己”和“宽以待人”的学问。在《原毁》中，韩愈指出：“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

　　今天，我们党面临的问题也是“律己不严”，甚至“失之于宽”。不少党的高级干部，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是自由主义。这实际上是手里拿着两把尺子，也就是“双重标准”。常言道：“人人心中有杆秤！”其实，这杆秤最容易失去“准星”。称自己时是一个标准，称别人时是另一个标准；称私事时是一个标准，称公事时是另一个标准。因为标准不同，称量的结果迥异。这是诸多乱象的根源所在！心秤不准，已是关系治国理政，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

　　消除乱象，要校准心秤。校准心秤，要做心灵调适。要驱除“邪心”，让“良心”占据心灵中央。在心灵中央，有“良心”值守，心秤就有基准。以此为支点，提升全民“良心”水准，建设良民社会；提升官员“良心”水准，建设良吏队伍；提升制度设计“良心”水准，建设良法体系。良民、良吏、良法，“三良”协同运作，正气充盈，诸多乱象终将化于无形。

　　“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还在主席台。”这话讲的尖酸刻薄，却一语道破深邃道理。坐在“主席台”上的人，要深刻反省，要勇敢站出来承担责任。坐在“主席台”上的人，不是一般人，而是制定戒律、手握戒尺的人。如果制定戒律、手握戒尺的人心底不善，心思不端，其影响也绝不一般。领导者心底要善、心思要端，具备一颗“优良的心”，以“良心”为支点，以做“良民”为起点。“良吏”的标准，要比“良民”高。先做好“良民”，才有资格做“良吏”。领导者的标准，要高于“良吏”。先做好“良吏”，才有资格做“好官”。当下，对于领导干部而言，要做“严以律己”的标杆，率先垂范，以上率下，以正压邪。

　　心灵是一个隐秘的内在世界。“良心”是根基，但也有“良心”离谱的时候。“良心”要是离了谱，不见得立马就能看出来。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很多，但在治理“良心”离谱上有缺陷。必须有治理“良心”离谱的机制办法，这就需要推行“法治”。所谓“法治”，就是确定权利义务的条条框框，明确权利义务的边界，也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将自己摆放在“笼子”中，严格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是“严以律己”的起码要求，也是底线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