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都有其内在逻辑，以树为基础的林业工作也不列外，自有其内在逻辑。此即“树政逻辑”。

　　一、森林经纬

　　这里，简单描述森林的四个阶段，以明确林业的历史方位。

　　第一阶段：森林资源自平衡阶段，即采集与狩猎阶段，也是人类文明的森林化时期。地球上森林密布，森林是经济与社会活动中心，森林资源和森林环境几乎是人类发展的全部资源与环境。原始农业以采集、狩猎为主，从森林资源中获取生活必需品。这一时期，森林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中心场所。但是，因受思维能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限制，人们利用森林资源的能力不超过森林资源的更新能力，也就是森林自我修复能力。因此，人类活动对森林资源没有构成实质性破坏，森林账户能够实现“收支平衡”。

　　第二阶段：“森林透支”阶段，即“伐木”阶段。大约在3500年以前，农业化浪潮席卷全球，传统农业逐步发展，日益强大。随之，栽培替代采集，饲养替代狩猎，铁器替代石器，铁木农具、人畜力、人粪尿进入生产领域。与大自然、大森林相比，人工开垦出的耕地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这时，耕地稀缺而森林充足，耕地需要超过了林地需要。由索取森林产品，逐步转向获取森林占地，将林地开垦为农田，耕地版图扩张，森林版图收缩。经济活动逐步转向种植、养殖，以及手工业，人类首次出现集中生产、集中消费的趋势，村庄、城镇孕育发展，这也是森林首次被“边缘化”。这一时期，人类经济活动中心走出森林，走向沃野。今日之耕地，昔日之林海。由于人口增加，对来自森林的食材、药材的需要并没有减少，对来自森林的木材、薪材的需求更加旺盛，加之科技进步，生产工具改进，向森林索取能力增强，出现了森林资源消耗量超过森林资源更新量的状况，继而形成森林资源透支局面，“森林赤字”日趋增加。具体表现是，森林面积减少、质量下降，森林生态供给短缺。目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尚处在森林赤字持续增加阶段。有研究资料表明，3000多年前，中国森林覆盖率超过60%；2200年前，中国森林覆盖率下降到46%；1100年前，中国森林覆盖率下降为33%；600年前，中国森林覆盖率下降为26%；1840年中国森林覆盖率下降为17%。1949年中国森林覆盖率不足10%。经过3000年“森林透支”，中国从一个多森林的国度蜕变为一个少森林的国家。今日之林海，多是“深山老林”，偏安在犄角旮旯。这是文明古国共同面对的绿色尴尬。

　　第三阶段：“森林盈余”阶段，即“树木”阶段。森林，孕育和支撑了农业，人们聚集在乡村，过上了定居生活。农业和乡村又孕育和支撑了工业和城镇，人们再度聚集。大约在250年前，全球掀起工业化浪潮，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引致产业结构急速升级。工业化浪潮初起之时，其原始积累无不来自农业。乡村收缩，城镇扩张，生产与消费再集中，制造业替代种养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城市替代乡村成为新的经济中心。人口进城，资金进城，耕地进城，森林进城，城区日益扩张。以供给农产品为主的农区被“边缘化”，以供给林产品为主的林区被再次“边缘化”。但是，随着工业化升级，工业化成果逐步反哺农业、反哺森林。森林发展迎来了重大转变的历史机遇。（1）现代生物技术在农林生产中大量应用，推动农业品种革命，新品种光合效能大幅提升。加之（2）化肥、农药、薄膜等化学工业，以及机械工业技术进步，投入品增加，装备物资升级，农产品产出水平提升，食材药材对耕地压力减轻，森林压力也得以缓解。（3）石油、煤炭、天然气、水能、光能、风能等利用技术进步，增加了能源供给渠道，抑制了薪材需要，减少了薪炭林消耗。（4）钢铁、水泥、玻璃、纤维等材料，以及建筑技术进步，抑制了木材需要。以及（5）电力、水利、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网络化，区域优势更加突出，区域分工更加明显，加速了集中生产、集中消费，人口从林区向农区转移，由农区向城区转移，森林得以休养生息。

　　与此同时，工业化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生态环境问题。地下水位下降、冰山加速消退、海平面上升、荒漠化加剧，异常气象频繁造访，支撑文明发展的自然生态系统面临资源枯竭以及“汇”被填满的双重危机。一方面，人们要求继续从自然生态系统中提取物质资源，增加财富数量，享受“富裕之美”。另一方面，人们也要求改善生态环境，享受“生态之美”。当穷困之时，“富裕之美”短缺，人们追逐财富，奋发图强，发展经济；当富裕之时，“生态之美”短缺，人们便追逐生态，力图过上兼具富裕与生态之美的生活。“温饱”到“环保”，“生存”到“生态”，推动恢复与重建森林，实现“森林赤字”向“森林盈余”转变，“伐木经济”向“树木经济”转变，可以说“其时已至，其势已成”。21世纪，中国进入了恢复与重建森林的重要历史时期。

　　第四阶段：森林可持续阶段，即“精木”阶段。恢复与重建森林，首要任务是提升森林覆盖率。但是，地球陆地表面是一定的，不可能增加。森林、草原、湖泊、湿地、河流，以及农业和工业，乡村和城镇，都需要立足之地，扩大森林面积受到各种用地制约。提升森林覆盖率将会遇到“峰值”限制。有关资料数据分析，全国森林覆盖率可望提高到30%，陕西省森林覆盖率可望提高到50%。中国增加森林面积、提高森林覆盖率，在2040年之前就会遭遇“峰值”限制。恢复与重建森林，第二项任务是提升森林蓄积量。恢复与重建森林初期，森林面积扩大，加上新栽植树木多，中幼林占比大，森林蓄积量将会有较大增长。森林面积扩张进入停滞期后，中幼林占比减少，成熟林、过熟林占比大，森林蓄积量也将升至“峰值”。这时，森林发展进入一个全新时期，即实行精细化管理，科学经营森林时期。这是林业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人与森林和谐相处的至高境界。这个阶段，森林资源账户在高科技支撑下，实现收支平衡。与此相适应，需要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推进技术装备更新，以及管理流程再造。

　　二、树木与伐木

　　树是森林的主体。没有树就谈不上森林，谈不上陆地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森林，本质就是“树木”。林业部门历史上最红火的事情是“伐木”。一度林业部门形象几乎等同于采伐、加工、分配“木头”、“木材”。新世纪以来，大面积停止采伐作业，植树造林是林业部门最要紧的事情，力图多栽树、栽好树、把树栽好。由此，从“伐木时代”走进“树木时代”。林业部门塑造了新的外在形象，栽树是“本分”，职责所系，时代重任。

　　树木是新时代的主旋律。“树木”比“栽树”更能反映本质。《管子·权修·第三》：“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在这里，“树木”是树与木并用，两个字也是两层意思。“树”是动词，含有栽植、栽培、培育，以及提倡、倡导的意思。比如，树文明、立新风；再比如，树雄心、立壮志。“木”是木本植物的总称。

　　“树木”包括栽树，但比栽树含义更广泛更深刻。“树木”涵盖了以树为基础的全部活动。比如，栽植树木以形成人工林，这是为“树木”；飞机播种，帮助树落子生根，也是“树木”；采取“封育”措施，以形成天然次生林，也是“树木”；抚育森林，以推进森林持续发展，也是“树木”；建造园林，营造树景观，也是“树木”；采取园艺丰产措施，提高树产量，也是“树木”。森林防火、病虫防治、防止乱砍乱发等，以及为树发展服务的资源管理等，皆是“树木”应有之意。“树木”涵盖了树生产、树经营、树经济、树管理、树制度等方方面面的一系列活动。

　　提升森林覆盖率和提升森林蓄积量，可简称“双提升”。“双提升”是恢复与重建森林的战略任务。“双提升”的微观基础是树，增加树的数量，提升树的质量。实现恢复与重建森林“双提升”战略任务，“树木”是基础，也是根本路径。“伐木时代”，运输木材的车流、人流，车水马龙，川流不息，木材由产地运往销地。现今时代，运输树的车辆一辆接一辆，将苗木由基地运往栽植区域。这是“树木时代”代替“伐木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

　　处乱世时，人们对未来缺乏明确而稳定的预期，政府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有今天没明天”，无法提供基础公共服务。这时，包括政府在内，人们“抓现成”、“顾当下”，没有人做“利长远”打算。盛世来临，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明确而坚定，经过和平建设累积，具备了推进各项事业发展的财力，以及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思想基础，造福当代、阴及子孙也成为建功立业“主战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树木也就成为“打基础、利长远”的德政工程。当下，中国全面崛起，古国逢盛世，我们迎来了树木的黄金机遇期。

　　三、三大树供给

　　树本身是一种产品，一种中间产品。树，无论是小树、中树，还是大树，都是生产对象和交易对象，从而形成树的产业链条。生产树、交易树，是直接目的，而不是终极目的。生产树和交易树的背后，人们追求三大树供给。

　　其一，产品供给。树的生命代谢过程生产出物质产品，形成了经济财富，直接满足了物质消费需要。树供给“四材”：食材、药材、薪材、木材。树的经济价值，首先是果实、叶子、花卉，以及液汁的食用药用价值；其次，树的柔软枝条，用以编织生活用具；再次，树的干、枝，甚至根，用以构筑支撑物。树体的全部构件，都可以作为支撑人类生命发展的生物质能源，也曾经是生产生活用能的主要来源。早期的经济活动，是以树为基础，以利用树产品为目的的经济活动。

　　其二，生态供给。树是森林的微观基础，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微观基础。树的生命代谢过程供给了生态产品，形成了生态财富。树叶，最前卫的“生态战士”。树叶是“光合作用”的主阵地，将太阳能转化为生物能，由此推动的生长发育过程，是吸收二氧化碳、蒸腾水分的过程，也是“吸碳放氧”、“净化空气”的过程。树的枝叶，集合起来是树冠。树冠，可以“调节气候”，防止“风沙”吹袭。“大树底下好乘凉”。炎炎夏季，无论城乡，树冠之下是树荫，树荫也是树的生态供给。树的干枝支撑着树冠，并向树冠顶部输送水分养料。树的根部也是树的根基，支撑着树的地上部分。树根从土壤提取水分养料，通过树的干枝输送至树的顶部。树高千丈，其功在根。树冠接收天然降水后，由叶子、叶柄、枝条、茎杆，渐次下行至根部，进而渗入土壤，可防止“水土流失”。因为有树，大地避免了“赤身裸体”，免受“风吹雨打”。因为有树，万物便有家园，免于流离失所，方可生生不息，维持生物多样性，呈现一个多彩的世界。林业生态建设以树木为基础，可谓“独树一帜”。

　　其三，景观供给。树是充满生机、富于变化的生命体。这种变化，也是树供给的景观产品、景观财富，她满足了人们审美体验。树的基本色调是绿色。人们喜欢绿色，因为绿色是和谐色，代表着生机与活力，代表着生命向上的力量。树的花、叶、枝、干呈现不同色彩。随着树的年龄变化，四季变化，地理变化，太阳光照射角度和强弱变化，以及风力风速、降水降雪等变化，树的颜色、姿态发生流变，此谓树之“色彩美”和“流变美”。树根、树干、树枝、树梢、树叶、树冠以及树林，或伟岸挺拔，高耸云端；或屈曲虬枝，婀娜多姿；或亭亭玉立，小鸟依人。由此，构建出各种美丽的几何图形，此谓树之“线条美”。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树是生长地环境的一部分，树与山、水等地理环境融合统一，此谓树之“和谐美”。古树名木承载历史文化、人文故事，此谓树之“人文美”。以树为基础，构建出色彩斑斓，姿态万千，风情万种的美丽世界。

　　无论是树产品，还是树生态，抑或是树景观，无不以树的生产为起点。林业以三大树供给为基础，也可称之“树业”。林业经济，也可称之为“树经济”。林业生态，以树的生态供给为基础，可称之“树生态”。林业景观，以树的景观供给为基础，可称之“树景观”。以树业、树经济、树生态、树景观为依托，形成了非同凡响的文化现象，可称之“树文化”。

　　四、树生产的“二重性”

　　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在一起的活动”。一个县区的工作再好，书记、县长的本事再大，也逃脱不了自然规律的束缚。即就是科学家，也没有能力让苹果树一年结两次苹果，让小麦一年种两料，让奶牛一年生两胎。基因密码是生物的自我装置，生产过程中的外力无法改变。

　　树，原本是自然物，有其自然特性。依托树的自然特性，人们开展生产活动。在树的生产过程中，一方面树的遗传密码控制着生命规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期而至，年复一年。这是自然再生产的过程，也是天然的树生产。另一方面，树的生产经营者，可以选择树品种，创造适宜生产条件，比如播种、施肥、用药、灌溉、除草、移植等。这是经济再生产过程，也是人工的树生产。为了叙述方便，我将“天然的树的生产”称之为“树生产”，将有“人工的树的生产”称之为“生产树”。树生产是树的天然生长发育过程，可谓“天之功”；生产树是以树生产为基础的过程，可谓“人之功”。“人之功”必须依托于“天之功”，不能脱离“天之功”。“天之功”可独立于“人之功”，自然而然的存在。树的生产=树生产+生产树=天之功+人之功。有一谜语，非常有趣。“人”与“巧夺天工”互为谜底和谜面。谜面“巧夺天工”，打一字，谜底即“人”。谜面“人”，打一成语，谜底即“巧夺天工”。“巧夺天工”出自晋代郭璞《葬书》：“微妙在智，触类而长，玄通阴了，巧夺造化。”可见，所指是巧妙地利用自然规律，生产出比自然产出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产品。从这个意义讲，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其实就是“巧夺天工”的过程

　　树，有“天然树”和“人工树”之分。“天然树”是无人工参与其中的树，多在生长于荒野之地，原始森林、天然森林。自然力作用下，自然落子，自然生根，自然发芽，自然生长发育，自然生老病死，自然生死轮回，自然生态群落演化，这个演化过程是“天然树”遵循的自然规律。“人工树”是人们按照自身需要，向树施加人为影响，或者影响树的落子环境，或者影响树的营养环境，或者影响树的物种环境等等，促使树朝着人们所需要的方向发展。这个过程，人工起到重要作用，是“十年树木”的结果。人们对水、火、病虫以及气候的控制与影响力越来越强，如今所有的树，或多或少受到了人工影响。如果说有所不同，便只是影响力的强度和深度不同。人工影响最深刻的，首先是人工林，即在遭到彻底破坏的林地上，植树造林，重新建构森林。其次是次生林，次生林也即天然次生林。在原始植被遭到人为破坏后，自然力又使森林得以复生。再次是原始林，人迹未至的“深山老林”，保持了其原生态本质。毫无疑问，随着树木力度越来越大，向树施加的影响越来越强，“人工树”越来越多，比例越来越大，“天然树”越来越少，比例越来越小。在这个意义上，树，原本是自然物，如今也是浸润人类智慧的社会物。

　　其实，树的生产与种植业生产有很多相似之处。只不过，一个是“一年之计”，一个是“十年之计”。种植业生产是一年生草本作物的生产，树业生产是多年生木本植物的生产。一年生作物经济周期短，只需要几十天、上百天时间，即是跨年度作物，其生产时间也只有几个月。树的寿命长，树的经济周期也长，提供产品生产短的十多年，长的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生态供给、景观供给周期更长，常常跨越多代人，往往成为“跨代工程”。因此，在推进树生态、树景观建设上，必须深谋远虑，造福子孙，凝神定气，力戒浮华。树的文化供给时间更长，黄帝手植柏，老子、孔子手植银杏，以百年千年为单位。百年文化树，比比皆是。

　　地力是“天然树”的基础支持力，人力是“人工树”的基础支持力。地力和人力是树木的两大基础支持力。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是“树木”的两大成本，也是树价格的两大组成部分。人工具有稀缺性，土地也具有稀缺性。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工和土地成本上升不可逆转。必然推动树的成本持续上升，意味着树的形成成本在上升，意味着要为同样数量的树供给支付更多的金钱。

　　五、树经济的“多重性”

　　（一）三大树供给的竞合关系。

　　从“合”的方面看，以产品供给、景观供给为主的树，在其生产过程中也提供了一定数量的生态供给；以生态供给、产品供给为主的树，在其生产过程中也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景观供给；以景观供给、生态供给为主的树，在其生产过程中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产品供给。

　　从“竞”的方面看，以产品供给、景观供给为主的树，其生态供给效能赶不上以生态供给为主的树；以生态供给、产品供给为主的树，其景观供给效能赶不上以景观供给为主的树；以景观供给、生态供给为主的树，其产品供给效能赶不上以产品供给为主的树。

　　如果将三大树供给各用一个圆圈来表示，即一个圆圈代表产品供给——产品圆，一个圆圈代表生态供给——生态圆，一个圆圈代表景观供给——景观圆。将这三个圆，按三角形交叉叠放在一起，三个圆有交叉重叠部分，也有不交叉重叠部分。其中，交叉重叠部分即三大树供给“合”的领域，之外是三大树供给“竞”的领域。

　　需要特别指出，树的木材供给和薪材供给例外。树的木材和薪材供给，需要结束树的生命，以图树之干材、根材、枝材。一旦索得木材和薪材，即宣告树的生命完结。至此，生态供给、景观供给便失去了载体，随之“灰飞烟灭”。因此，实行限制木材生产和薪材生产的政策，是推进生态林业和景观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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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大树供给的制度含义。

　　首先，产品供给的制度含义。食材、药材、木材、薪材等是树的主要产品供给，在使用上具有排他性，一个人的消费将排除另一个人的消费。加之，计量比较容易，产权边界和交易权利清楚，产品供给与交易能够满足一般市场规则的需要。在树的产品供给上，市场机制是有效机制。所以，农户、农场、合作社等市场组织主导了树的产品生产。但是，由于食材、药材生产，也向外部输出了生态和景观，属于“正的外部效益”，也即“正能量”，实行种子苗木补贴政策，也算是对这种“正能量”的经济报酬和社会激励。

　　其次，生态供给的制度含义。生态供给是树生命代谢过程“自然而然”的生产，其生产过程也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生命代谢过程。生态供给主要是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以及生物多样性。因为有树，形成以树为基础森林生态系统，大地免于赤身裸体，才显得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生态供给难以精确计量，难以厘清产权边界，市场交易结构复杂，导致市场机制失灵，竞争机制缺位。所以，生态供给具有一般公共产品的属性。树所有者或经营者提供生态服务，没有确定的消费者，也就没有确定的购买者。消费者使用了生态供给，却不为此消费买单。政府是公共产品的生产者，政府须填补市场机制“失灵”和“缺位”，为树生态供给“埋单”。政府购买生态供给，以支持树生态持续供给。否则，因市场失灵，竞争缺位，政府又不到位，生态供给必将失去经济支撑。人类文明是寄生于地球生态系统中的文明，即“寄生的文明”。人类文明是“寄生物”，地球生态系统是“寄主”。“寄生物”不断从“寄主”那里提取营养物（源），并释放代谢废物，即排泄物、污染物（汇）。当“源”枯竭，或“汇”填满，“寄主”崩溃，“寄生物”也将崩溃。保护森林生态，归根结底是保护树的生态供给。唯有如此，方可避免“文明之前是森林，文明过后是荒漠”的迷局，避免“寄主”与“寄生物”同归于尽，使人类文明与地球生态系统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再次，景观供给的制度含义。景观供给的经济分析略微复杂一些。分门别类，两种情形：（1）街道社区、村镇周边、道路两旁、河流两岸是“公共走廊”，所栽植的树，建构了景观林带，也是“景观走廊”。这种树构筑的“景观走廊”，在消费上不具有排他性，人们获取审美体验不导致美景减少。加之，人群流动性较大，受益人群难以确定。因此，“树景观走廊”供给，也具有公共产品属性，享受美景的人们无须付费。“树景观走廊”提升了当地美誉度，构成了当地无形资产，所以地方政府或者社区机构主导“树景观走廊”建设比较适宜。（2）以树景观供给为基础构建游览区，比如“森林公园”，表现出“中间情形”，虽然树景观供给不会因观赏而减少，但一个人的观赏可能妨碍另一个人的观赏。或者出于控制观赏区域消费者数量的需要，排他是有可能的，可以向进入观赏区的消费者收取一定数量的费用，以部分抵偿基础维修和经营成本。游览区树景观供给，可以由公营机构主导，也可以由私营机构主导。树的景观供给外溢了生态供给，政府应当给予相应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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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大树供给的经济规模要求。

　　产品供给的规模要求。每一棵树，可单独供给食材、药材、木材和薪材。一棵树是一个独立的供给单元。因此，乡村庭院，房前屋后，田边地头等犄角旮旯地，均可种植树以国家产品，兼具生态、景观效果。特别是在乡村，栽植本土特色果树，可以满足居民经济、生态和景观等多种需要。但是，以市场销售为目的，产品供给以市场为导向，满足质量标准化，经营规模化要求。需要选择优良树种，在相对集中连片的肥沃土地上规范化建园，并合理权衡土地要素、劳动要素、科技要素、资金要素的关系，权衡产品质量与产品数量的关系，以求得综合效益的最大化。过去，习惯于将单位园地面积收入作为衡量树生产效益的主要尺度。随着人力成本、资金成本上升，以及机会成本，比较效益，需要综合考虑园艺用地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要综合评估树的产品生产所溢出的生态效益和景观效果。

　　生态供给的规模要求。零星散植的树，也具有生态效益和景观效果。比如，栽植在村庄的树，不仅为村民遮阴避暑，除尘降温，也形成百花争妍，绿树掩映，果实满枝的村容村貌。但是，独木不成林。零星散植的树，不具有生态系统功能。满足生态系统功能需要，树生态供给要突出树的数量，形成树的规模。绝大部分国有林场，无论过去是否依赖伐木经济，现在已整体转制为国有生态林场，育林、护林、营林，推进森林可持续发展。与产品供给强调树种整齐划一有所不同，生态供给突出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满足多样性、系统性需要，以利于培育多样化动植物群落，最终构建起良好的森林生态系统。栽植以生态供给为主的树，其用武之地主要是，森林里被“开天窗”种植的小块耕地，森林边缘的坡耕地，不适宜耕种的撂荒地、沙化土地等。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防护林体系等重点林业工程，大体在这个范围。要划定“生态红线”，明确生态林界址，实施生态保护措施，为生态保护埋单。

　　景观供给的规模要求。景观供给的规模要求，也略微复杂一些。（1）森林公园。森林公园利用了天然的森林风景资源。先有景观资源，后有森林旅游。也就是说，景观供给是森林公园存在和发展的根基。森林公园要做好景观的培育与保护，以实现资源持续利用，旅游观光永续发展。以陕西为例，森林公园多由国有林场牵头，将森林景观资源丰富的区域单列出来，修筑游览设施，以招揽游客休闲光顾。满足休闲观光客游览需要，森林景观资源要达到一定规模。陕西省规定森林公园面积不小于1000公顷。（2）园林景观。现代城乡都会建造供居民休闲、户外活动的园林景观。园林景观丰富多样，但多以树景观为主导。采用孤植、列植、丛植、群植、配植等多种方式，综合展示树的造型美，线条美，色彩美，并随着流动人群视线变化呈现流变美，以及四季变化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树风景。（3）庭院景观。城乡居民点，人群集中的社区，因植绿造景的空间非常有限，只能呈现“点缀式”景观，无论是孤植、列植、丛植，还是群植，要与周围建筑物格调相协调，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让人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美丽的树景观。（4）景观走廊。道路两旁、河渠两岸是人流密集地带，突出营造“景观走廊”，以增加视角享受，减少视角疲劳。将树的高低、层次、形状，以及色彩优化组合，以列植为主，近低远高，近处精细远处粗放，在出入口等重要节点建造园林小品，营造出流动的风景，流动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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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树需求与树机遇

　　21世纪之“中国梦”是人类最伟大梦想。工业化、城市化是“中国梦”之坚实基础，“美丽中国”是“中国梦”最显著特征。由此，中国的经济结构与社会面貌将焕然一新。这一历史巨变，是不断产生“树需求”的过程，也是树供给不断升级的过程。

　　三大替代。（1）能源替代。从森林起火受到启示，人类掌握了用火技术。由此，有了熟食，有了开水，有了取暖，有了巧夺天工的文明生活。从树木获得能源，支持了传统文明。此一时期，“叶绿体”为人类制造和供应了能源。现代以来，工业化加速推进，沉积地下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走向人间，走进千家万户。虽然使用化石能源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也面临资源枯竭的隐忧，但因其无与伦比的经济优势，替代生物质能源的势头锐不可当。即就是在偏远乡村，柴灶改造，沼气入户，户户通电，新一代农民也告别了祖祖辈辈以为是天经地义的薪材生产和薪材生活。（2）材料替代。最早人类使用石制器械、木制器械，而后是铜器、铁器，铁木农具，土木住房，构建了一个农业文明时代。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制造了钢材、水泥、塑料、塑胶、玻璃、化纤等制品。相对于木材，这些“新材料”，便宜而轻巧，坚固而耐久。“新材料”使得“万丈高楼平地起”，“钢筋水泥”构建了生活“新场所”。“新材料”不断替代曾经不可一世、独占鳌头的木材。（3）收入替代。一位伟大的哲人曾指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是因为，在农业时代，农村是“广阔的天地”，人们辛勤耕耘，闷头种地，生计在土地，土地是财富。这一时期，劳动力与土地紧密结合在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工业革命”兴起后，人们惊喜地发现，工业和城市的天地更加广阔。与土地“紧密结合”的农民，纷纷跳出“农门”，离开农业，走出农村，走向城镇。由此，人类经济活动以城市为中心。来自城市的就业和收入替代了来自乡村的就业和收入。如今，三大树供给所能提供的就业和收入，已是九牛之一毛，所占份额微乎其微。仔细分析，这“三大替代”，主要是对树产品供给的替代，特别是对木材、薪材供给的替代，对食材、药材供给影响不大。恰好相反，对树生态供给、景观供给来说，却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三大需求。（1）城乡格局变化带来新要求。不断开通的连接城乡的交通干线，不断织密的城乡交通网络，需要栽植行道树，以构建生态走廊、景观走廊。乡村人口向城镇集中，新城区崛起，大片居民区需要生态供给、景观支撑。人要接地气，人离不开树。大量人口进城的同时，也要求树生态、树景观一起进城，身边增绿，身边造景，营造园林公园、园林街道、园林单位、园林社区。（2）能源与材料结构变化带来新要求。石油、煤炭、天然气等非生物质能源，以及钢筋、水泥、塑料等非木材材料大量使用，虽然替代了薪材、木材需要，却派生出了新的生态需要。随着化石能源大量使用，工业生产和城镇生活大量释放二氧化碳及灰尘。二氧化碳和灰尘在空中积累，形成温室气体和灰霾天气，直接威胁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恰好，以树为基础的森林具有碳汇功能。从生态经济学角度看，就是要发挥树作为“汇”的功能，以最大程度消减过量排放在空气中的“垃圾”。这便是森林碳汇，也叫碳汇林业。在目前技术条件下，也只有树能够吸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只有恢复与重建森林，才能重现天蓝、地绿、水清的优美生态。（3）改善营养结构带来新要求。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大幅度增加了城乡居民收入，由此带动食物消费升级。“温饱”问题解决了，随之而来是营养过剩问题。以高耗能养殖业支持的“大鱼大肉”，不仅带来过量碳排放，更带来“肥胖症”，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不仅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而且带来更严重的健康问题。“病从口入”。如今，人们不再满足于“吃饱”，越来越要求“吃好”，“吃出”健康。树供给的食材，即木本粮食、木本油料，具有更高生态元素、绿色元素、健康元素，日益受到追捧。

　　三大机遇。机遇来自三大革命：即（1）农业产业革命。由于水利化、机械化以及种子革命、生物科技革命引发了全球农业革命。以化石能源为依托，化肥、农药、薄膜、大棚以及机械在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大幅度改善，农业生产效率空前提升，使得生产同样数量的食物所需要的耕地减少，为过垦的耕地还林，过牧的草地休养生息创造了条件。过垦的耕地，曾经是树的“领地”。退耕还林，就是收复树的“领地”，增加树生态供给。在实施第一轮退耕还林工程后，中国粮食创造了“十连增”的奇迹，这为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提供了有力支持。（2）林业科技革命。林业科技进步打破了千百年来“人挪活，树挪死”的魔咒。工业化、城镇化，劳动力向工业转移，人口向城镇转移，应验了“人挪活”。人们不无惊喜地发现，跟随人口进城的浪潮，也形成了树木进城浪潮。树木搬家、森林进城，树也像人一样，异地安家、异地发展。小面积育苗，大面积栽植，这已成为林业发展中最鲜亮的时代特征。林业科技革命，为中国恢复与重建森林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3）施政理念革命。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生态安全与食物安全一起，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中国需要GDP，但不需要带霾的GDP，而是需要绿色GDP，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下的GDP。中国需要城市化，但绝不是只有钢筋水泥的城市化，而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城市化。森林城市，不是由高楼大厦建构的城市，而是由参天大树建构的城市。建设“美丽中国”将把“树木时代”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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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树产业与树经营

　　树产业，即树业，是以树为基础的经济活动。

　　树，有一个生根发芽，发育发展，由小到大，开花结果，生老病死的过程。围绕这一过程的经济活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树业链条。从树种采集、处理，到种子落地，生根发芽，苗圃培育，大田培育，再到起苗、运输、栽植，再到定植后的生产经营管理。无论面积多少，规模大小，其着力点必然落到每一棵树上。各类种子苗木基地，就像是一个又一个具有神奇孵化效能的“树工厂”，分别处在树业的不同环节，或者制造着不同规格、不同年龄的树。有的组织或个人，不直接从事树的生产，却从事树的经营、树的运输，进而成为树业链条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有一些组织专门经营大树，将大树从乡村或者林场买来，然后卖给园林单位，或者城镇小区。在买与卖之间，有时短暂假植生产。树的种子成本与价格、苗木的成本与价格、运输的成本与价格，以及土地的成本与价格，人力的成本与价格，技术的成本与价格等等，都是树业的经济要素，构成树业经济分析的重要内容。

　　种苗离开苗圃，即进入植树建园，或植树造林阶段。树生命周期中，建园或造林阶段是比较短暂的阶段，一般不超过3年时间。但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它关系到建园或造林的最终效果，决定着树的生命质量和未来命运。因此，建园也好，造林也好，都有严格规范要求。成功建园或造林之后，即进入园艺生产阶段，也是树经营阶段。这在树的一生中是比较长的一个阶段，一般在20年以上，甚至持续百年以上。以产品供给为主的产业林，以生态供给为主的生态林和以景观供给为主的景观林，在生产经营上各具特色，各有千秋，需要分门别类，一一深化研究。

　　以供给食材、药材为主的树，集中连片种植，规范集约建园，形成了产业园、产业林。产业园林的生产经营以市场为导向，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常见的产业园林有：柑橘园、苹果园、梨园、桃园、杏园、枣园、柿子园、石榴园、葡萄园、荔枝园、核桃园、板栗园、花椒园、茶园、桑园等。通常情况下，农户、家庭林场、合作社是建园主体，也是园林生产经营主体。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其提供一定的技术辅导，市场营销机构与其开展进入大市场的购销衔接。园林生产经营主体通过持续的生产经营活动，取得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树产品，并在市场交换中谋求最大经济效益。即就是发展生态果园，生产生态产品，也是谋求树产品的附加价值，提升市场竞争力。在树产品生产经营过程中，附带有树的景观供给，将树的产品供给与树的景观供给相结合，实行复合经营，这便是观光林场、观光农场。小规模园林生产适宜于以农户为单元的家庭经营，大规模园林生产更适宜于企业化经营。真正有意义的《树经济学》应研究每一产业园的生产周期，以及最优投入与产出之比等经济问题，为家庭和企业经营提供理论支持。

　　以提供生态供给为主的树，集中连片种植，形成了生态林。生态林的生产经营，追求生态效益最大化。比如，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防风固沙林、固碳制氧林等。一般而言，生态林规模大，其生产经营不如产业园、产业林精细。但要通过科学栽植，精心管护，增加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生产能力。生态林是公共产品生产，难以通过市场交换获得报偿，需要公共财政支付费用。加之，生态供给计量困难，生态林的生产经营以公营机构为主。应当将以生态林生产经营为主的国有林场（林业局），整建制转为国有生态林场（林业局）。根据其所经营的生态林面积，核定编制与收支。生态林生产经营过程中，附带有树的产品供给和树的景观供给，可以将三者有机结合，实行多元复合经营。时下，国有林场（林业局）多兼营森林公园，就是树生态结合树景观的复合经营；国有林场（林业局）下分设家庭林场，就是树生态结合树产品的复合经营。《树经济学》应当研究树生态生产投入与产出之比，以及多元复合经营的配比关系。当下，比较困难的是，实行分林到户后，到户林相当一部分是生态林，农户得到了生产经营权，而得不到相对等的收益。长此以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果将会打折扣。要推动农户生态林权流转，组建合作制生态林场，可能是突破难题的一个努力方向。

　　以景观供给为主的树，集中连片种植，形成了“景观林”。景观林的生产经营，基本方向是追求最美的景观效果，也即景观效果最大化。景观林的生产经营，有三种现实形式：一是利用天然的森林风景资源建构森林公园，由资源所有人直接经营，或者委托经营，或者承包经营。二是利用公共过道营建的景观走廊，以及城镇园林景观，多有地方政府或当地社区投资建设，带有公共产品属性，公营机构负责生产经营活动是一种现实选择。在公营机构下，实行定额包干，承包经营。三是由私人机构投资营建的观光庄园、观光农场，抑或是森林人家。景观消费与景观供给可通过市场交换，计量结算，平衡收支。也可以是权利所有人自愿选择的其他经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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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树制度与树行政

　　经济学中所说的外部性，是指一个主体的经济活动对另一个主体造成有益或有害的影响。有益的影响，即“正的外部性”。有害的影响，即“负的外部性”。“正的外部性”就是“正能量”，而“负的外部性”即“负能量”。一个经济主体的树生态供给、树景观供给，对另一个主体带来积极有益的效果是“正能量”，也即“正外部性”。但是，一个主体的树生产过程，如果发生了病虫害，或者森林火灾，将会危及邻近周边的森林安全，这便是“负的外部性”。乱砍滥伐、转移林地用途等，不仅使生态供给、景观供给减少，而且有可能导致水土流失，带来“负的外部性”。损坏古树名木，可能导致文化传承载体缺失，也是“负的外部性”。总的来说，“负的外部性”是“以邻为壑”的行为。外部性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解决好外部性问题的途径很多，比如明确界定产权，比如伦理道德等。有些外部性单靠市场机制和伦理道德难以有效解决，这时就需要动用公共资源，限制“负的外部性”，激励“正的外部性”。

　　制度，首位度的公共资源。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就是设定规则，并保障规则实施，也即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制度规范，设定并保障权利与义务。民主与法制环境下，奉行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所谓权利，本意就是行使权而得利。在法律框架下，如何行使权利？这是权利所有人的事情。权利所有人可以选择行使权力，也可以选择放弃权利。但是，义务则不同，义务意味着付出，意味着担当，意味着责任，责无旁贷，必须履行。实施法律法规，开展行政执法，核心是监督法定义务落实。权力与权利不同。权力具有公共属性，而权利具有私人属性，也可简称公权力、私权利。“天赋人权”。公民的私权利与生俱来，公司的权利也是与生俱来，法律无明文禁止，都应视为正当权利。公权力则不同，一切公权力均来自法律授权，不能自设权力。这是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的基本含义。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在法律授权已经相当充足的情况下，行政部门不愿意循规蹈矩，依法行政，而是自以为是，变着花样，自设权力。规定动作不到位，自选动作常越位。内敛不足，扩张有余。其根源在于本位观念、部门利益，用公权力谋取私利益，化公为私，设权自肥，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了机构膨胀、人浮于事，最终必将严重危害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通过多年制度建设，我国已形成比较完整的树制度。包括种子苗木制度，播种栽植制度，生产经营制度，采伐运输制度，产权制度，以及由此扩展出产业林生产经营制度，生态林生产经营制度，景观林生产经营制度，即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林业政策法规体系。比较而言，政策措施的着力于“调动积极性”，激励倡导性行为，生产出更多的短缺产品来，这样对全社会有好处，这样的行为也具有“正的外部性”。法律法规的重点在于设定义务，有些义务必须“做”，有些义务“不得做”，履行“做”或者“不得做”的义务，将会对社会或者他人带来好处。反之，不履行“做”的义务，即该做的不做，或者不履行不得做的义务，不该做的做了，势必对社会或者他人带来危害，带来“负的外部性”。在我国，关于做、不得做的义务管控，即“负的外部性”管控的林业法律法规已经比较完备，已出台了野生动物保护、植物检疫、森林防火、森林病虫害防治，以及森林采伐更新管理等法律法规，尤其对非法砍伐树木、非法转移林地用途等做出强制性规定。

　　制度需要自觉遵守，也提倡自觉遵守。如果自觉依法依规办事，必然形成经济与社会的高效能运作。普遍的良法、普遍的良民，规范化、高效率的经济与社会运作，这是古往今来人们梦寐以求的国家治理的理想境界。然而，由于“做”或“不做”，皆有成本与收益因素，人们往往倾向于考虑自身利益多，考虑社会利益、他人利益少。从利己主义出发，不少人选择投机行为，“搭便车”行为，规避法律义务，逃避法律责任，转嫁“负的外部性”。害处转嫁，益处留下。这好比是貔貅，贪财敛财，只进不出。有法不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违法不究的现象比较普遍，甚至成为一时难以治愈的“顽疾”。徒法不能自行。行政懈怠监管不到位，使得法治根基悬空，法治威信扫地，制度规范沦为“稻草人”、“样子货”。良法需要良民遵守，也需要良吏执行，形成良法、良吏、良民“三良互动”的局面。这增加了经济社会运转成本，却也是法治社会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其实，法律法规本身也包含着执行机制，即行政执法。通过行政执法，监督法定义务实施，使自觉守法者得以激励，使违法者得以惩处，使法律规范得以施行。目前，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已经建立起比较健全的执法体系。现在，急需调整职能职权定位，防止行政权力扩张，集中精力练好内功，打造一支业务过硬、素质精良的林业行政执法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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