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羚学者
湖广填秦岭 在清初，秦岭遍布原始森林，被称为“南山老林”、“巴山老林”。卢坤《秦疆治略》：秦岭“向来皆是老林，树木杂丛，人迹罕到。” 清初，全国23个楠木产地，汉中名列前茅。清中期，秦岭依然保留着原始森林景观。乾隆二十五年有奏报称：“由略阳、风县东经宝鸡等县至郧西，中间高山深谷，统称南山老林；由宁羌、褒城至竹山县，统称巴山老林”。当时，镇安县山深林密，常有猛虎为患。商南县“民少地荒，禽兽逼人。”乾隆以前，咸宁县“南山多林密嶂大，溪水清澈，山下居民多资其利”。《陕西通志•物产四》：“猕猴出终南山”。《西安府志》有“鹿、麋、獐”。《周至县志•物产》“猴，长臂者为猿，出南山”。《华阴县志•方产》虎、鹿、麂、麝、狨、猴，“山中猕猴结群而行，非止千百跳掷号叫，谩不畏人”。《雒南县志》有猿、麋、鹿、麝、麂等。《山阳县初志》有麋鹿。河南境内崤山、熊耳山、伏牛山多有“猿”和“猴”。《鲁山县志》有“麋”。《卢氏县志》有鹿和獐。天水、礼县、文县等都有鹿群分布。至清代中叶，汉水中上游原始森林尚未遭到严重破坏。
现今，人们已经熟悉的一个词汇，即是“湖广填四川”。之所以“填四川”，是因为宋金战争、蒙元战争，农民起义，三藩之乱，人口锐减。1668年，成都人口只剩7万，州县减损达80-90%，全省人口约60万。《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清朝施行一系列“填四川”政策。所谓“湖广填四川”，实际也是“湖广填秦岭”。明代曾有流民进入秦岭谋生，后来的张献忠、李自成起义，清初“三藩之乱”，皆波及汉中、安康、商洛三地，导致人口减少。据曹树基估计，当时陕南约有70%的人口或死于战乱，或转徙他乡。“虎迹狼蹄多于人迹，千里幅员，大半黄茅白苇。”顺治六年，朝廷颁布《垦荒令》。顺治十四年，户部颁布《垦荒劝惩则例》，奖励垦荒有功者，并把垦荒多少与户口增减考核地方官。康熙时，修改垦荒令，用优惠政策鼓励招徕流民开垦荒地。这次移民浪潮，大致在道光年间进入尾声。据萧正洪的研究，褒城、南郑、沔县、城固、西乡、石泉、汉阴、商州、安康10县，在康熙时41.6万人，道光时达到211.7万人。其中，汉阴县在明万历年间仅3570人，清道光年间猛增到123300人。“十家九客户，百年土著无”。于是，在人文意义上，秦岭也是“南方的北方，北方的南方”。
玉米、土豆的联合进攻 从更加广泛意义上看，15世纪到17世纪，发生了对人类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也是对秦岭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这就是地理大发现。如今。玉米、马铃薯已是中国第三、第四大主粮。然而，500年前，玉米、甘薯和马铃薯才刚刚进入中国。因为地理大发现，16-17世纪初，即明朝中后期，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甘薯和、铃薯，以及花生、烟草和可可先后传入中国。这些作物与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组合，取得了巨大成功。在此之前，中国传统作物水稻、小麦、粟，皆不宜山地种植，这在无形之中保护了秦岭森林植被。玉米可主粮，可酿酒、制粉。玉米因耐旱、耐瘠、耐低温特性，适应能力强，山地沟壑均可种植，山多田少地土较贫瘠地区种植更为普遍。甘薯，又名番薯、山芋、地瓜等，既可蒸、煮作主食，又可刨丝、切片作副食，还可制粉、酿酒、熬糖。甘薯不择地而生，高阜沙地都能高产，亩产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明末，玉米、薯类等美洲作物，在中国种植尚不广泛。清初，特别是康熙至乾隆年间，全国大部分地方开始广泛种植，可谓是遍布大江南北，这也是康乾盛世形成的客观原因。因种植玉米、薯类等作物，围垦森林与湿地，秦岭森林面积大幅度减少，以至于南阳一带“垦无可垦”。清朝前期100多年，因种植玉米、番薯等美洲作物，农业持续扩张，耕地迅速扩展。《清实录》和康熙、雍正《大清会典》记载，1661年全国耕地549万顷，1685年607万顷，1724年723万顷。乾隆《洵阳县志·物产》记述：“凡苞谷既种，惟需雨以俟其长，别无培护。岁稔时每市斗仅值钱三十文，市斗较食斗一倍有奇。中人日食需钱数则无饥矣。故熙熙攘攘皆为苞谷而来也。”
透支森林的“盛世” 康乾盛世，人口爆炸性增长。康熙时，全国人口由明朝末年的0.8亿恢复至1亿，乾隆五年达到1.4亿，乾隆二十七年超过2亿人，乾隆五十五年突破3亿，1840年突破4亿。人口爆炸式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玉米、番薯等美洲高产作物进入中国，食物生产供给增加，能够养活更多人口。“鸡生蛋，蛋生鸡”。同时，也带来了巨大人口压力，饥民、流民问题日益突出。1742年，乾隆发布谕令“山头地角止宜种树者听垦，免其升科。”由此，对封禁的深山老林驰禁，对新垦辟的土地永远免税。这一垦殖政策，鼓励农民向山林要土地，在深山老林去垦耕，加速了开山辟田进程。乾隆开放山林后，流民随意开垦。乾隆三十八年，兴安州六县“川楚间有歉收处所客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万。”。乾隆四十七年，“迩年楚、蜀、陇、豫无籍穷黎，扶老携幼前来开垦者甚众。”乾隆五十年，兴安府“深山遂谷，到处有人，寸地皆耕。” 《镇坪县乡土志》记载：“今之老户动曰‘挽草为业’，又曰‘插草为标’，盖举未辟荒未升科时无卖主，听便占领而言之也。”1799年，嘉庆谕旨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流民自行垦种，所伐林木可作建盖庐舍之用。乾隆末年，整个秦岭“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
清代地理学家严如煜记述了秦岭“老林”与清除林木，开垦农田，种植玉米的情况。严如煜《老林说》：“滇黔两粤陇蜀之边，何处无老林。而楚之郧竹，蜀之江北，秦之西（安）风（翔）汉（中）兴（安）特为著名者，则以地近中原，有此郁郁苍苍，蒙密幽邃，足以藏污纳垢……”秦岭“老林未辟之先，狐狸所居，财狼所嗥，虎患尤多，土羌人少……流民入山者，北则取道西安、风翔；东则取道商州、郧阳；西南则取道重庆、夔府、宜昌，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山中开垦之法，大树巅缚长缳下缒巨石就根斧锯并施。树既放倒，木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枝晒干后，纵火焚之成灭，故其地肥美，不须加粪，往往种一收百。间有就树干中挖一大孔，置火其中，树油内注，火然不息。久之，烟出树顶，而大树成炭矣。” 刀耕火种，砍伐森林，易致水土流失，无法长久，须迁地休耕，原地要七八年才能恢复地力。流民们不得不采取游耕的方式。严如煜《棚民叹》“年深叶成土，一年肥如肪。”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积》：“二三年后，弃之而另觅地耕种。”乾隆中期以后，“江、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垦种荒地，架屋数椽，即可安身，谓之棚民”。严如煜《棚民叹》：“终南古陆海，千里望苍茫。”“远从楚黔蜀，来垦老荒。”“冲寒砍棘树，夜烧连丛篁。”“低山尽村庄，沟岔无余土。”昔日绿水青山，如今濯濯童山。
开垦之地，多则五年，少则三年，表土尽失，露出岩石。文献记载：“挖土既松，水雨冲洗，三四年后，辄成石骨。”“山民伐林开荒，土既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骤雨冲洗，水痕条条，只存石骨。”因山高坡度，雨水冲刷力强，失去植被保护，土壤流失是永久性生态灾害。“数十年来，老林开空，山地挖松，每当夏秋之时，山水瀑张，挟沙拥石而行，各江、河身渐次填高，其沙石往往灌入渠中，非冲坏渠堤即壅塞渠口。”褒斜道曾是“古木丛篁，遮天敝日。”乾隆年间“为川楚棚民开垦，路虽崎岖，而林木已稀。”道光年间，汉中府留坝厅“土著民人甚少，大半川楚安徽客民，均系当佃山地开垦为生。”石泉县“因山中开垦既遍，每当夏秋涨发之际，洪涛巨浪，甚于往日，下游淤塞则上游泛滥，沿江居民沉灶产蛙亦其常矣。道光二年八月大雨弥旬，石瓮为木筏横梗，水泄不及，汹涌澎湃，而大坝、饶风、珍珠河之水障于城西，红河之水障于城东，诸水混一，茫无际涯，数十里皆成泽国。”咸宁县南山“自开垦日众，尽成山畴，水潦一至，泥沙杂流，下游渠堰易致淤塞”。商南县“跬步皆山，久经开垦，并无老林。”商州“川楚客民开垦殆尽。”凤县“数十年前尽是老林，近已开空。”秦岭“盖深岩老林，铲削既遍，濯濯牛山，生意尽矣。”《秦疆治略》记述道：“向来树木丛杂，人烟稀少，近则各省穷民渐来开山，加至十倍之多。”道光三年，汉中、兴安二府及商州的人口总数达到370万以上，较清初增长6-7倍。因森林破坏，出现了食物链断裂和生态系统缺损。光绪《镇安县乡土志·物产·卷下》“昔年地广人稀，山深林密，时有虎患，乾嘉以后，客民日多，随地垦种，虎难藏身，不过偶一见之矣”；“彪，身长腿短，黄尾，形似虎，能食牛，三五年偶一见之。”森林消失，也使药材资源减少，“老林久辟，厚朴、黄莲之野生者绝少”。
清除森林的恶果 秦岭森林破坏后，不仅导致百兽丧失家园，加速了物种灭绝，还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有资料显示，西汉至民国，汉中发生水灾145次，每百年7次。西汉至北宋，发生16次，每百年1次；南宋至民国，发生129次，每百年16次；民国发生17次，每百年44次。唐朝100年1次，清朝7.3年1次，民国3.9年1次。新中国每3.4年1次。由此可以清晰看出秦岭森林植被状况与洪涝灾害的关系。据有关资料介绍，源自秦岭的渭河支流挟带大量石块泥沙冲入渭河，加速渭河南岸支流河口小三角洲发育，并迫使渭河河道北移。“自乾嘉而后，河日北徙”。北岸沿河村落“岁没泽国者，惨不忍闻”。嘉庆以前，咸宁县和高陵县以渭河为界，高陵县在渭河北岸。因渭河北移，高陵县部分土地到了渭河南岸。 康乾盛世，自康熙二十年（1681年）起，标志性事件是平“三藩之乱”。于嘉庆元年（1796年）止，标志性事件是“白莲教起义”，前后持续115年。因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涌入秦岭，仅乾隆三十七、三十八年，川楚两省聚集前来觅食者数十万人，再加上陕西、河南、甘肃，计约百万人。除搭棚佃耕土地外，也受雇于木厢厂、铁厂、纸厂，获取微薄工钱。因生计艰艰难，不满和反抗情绪日增。1795年，湖北白莲教秘商“辰年辰月辰日”起事。1796年2月15日，因官府查拿紧急，湖北宜都、枝江一带提前举义，长阳、来凤、当阳、竹山等县也揭竿而起，襄阳教徒按原定日期起义。四川的白莲教徒起而响应，达州、东乡（今宣汉）皆率众起义。各路起义，各自为战，多被各个击破，唯有襄阳起义军流动作战，力量壮大，并发展起义军主力。1800年4月，江油马蹄冈战役以后，起义始转入低潮。清政府“坚壁清野”、“寨堡团练”，筑寨堡、并村落，令百姓移居其中，民间粮秣给养充实其内，又训练丁壮，进行防守，起义军得不到粮草与兵源补充，力量日渐枯竭。1804年，白莲教起义终告失败。然而，白莲教起义加速了清代衰亡。
地理大发现，在欧洲，引爆了工业革命，极大提升了欧洲的国际地位。地理大发现，在中国，引发了农业革命，人口爆炸，以及清除山区森林植被高潮，并由此带来深刻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这值得引起中国人广泛而深刻的思考。
中华民族的避难所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全世界”就是由亚洲、欧洲、非洲组成的“世界岛”。“世界岛”就是“全世界”。在“世界岛”上，“全世界”有两大联系方式，一个就是从大秦岭出发，沿“世界昆仑山”到阿尔卑斯山的陆上“丝绸之路”，一个是从地中海出发，经印度洋到太平洋，到中国的海上贸易线路。地理大发现的意义在于改变了“全世界”。地理大发现之前，“全世界”只是“半球”；地理大发现之后，“全世界”成为“全球”。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理大发现使得人类走上了“全球化”之路。对于中国来说，地理大发现之前，中国的门户在“西北”，在陆地；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的门户在“东南”，在海洋。这是我大中华真正的“千年未有之变局”。
1840年以后，农业国与工业国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并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并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战争的一方是熟悉“四书五经”的农业大国——大清帝国，另一方是刚刚兴起的工业大国——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中国人称之为“鸦片战争”，英国人称之为“第一次英中战争”或“通商战争”。战争以迫使大清帝国签署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而告终。割让香港岛，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满清政府进一步走向衰弱。1856-1860年，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一次大清帝国面对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四个国家——英、法、俄、美，战争以中国签署扩大开放为主要内容的四个《天津条约》收场。1851-1864年爆发太平天国运动，大清帝国内外交困。1894年7月25日爆发丰岛海战，至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署《马关条约》，历时9个月，中国称“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西方称“第一次中日战争”。由此，日本成为东方强国，中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19世纪末，义和团运动轰轰烈烈。1900年5月28日，英、美、法、德、俄、日、奥、意等八国发动侵华战争，火烧圆明园，洗劫北京城，1901年9月7日签订《辛丑条约》。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慈禧与光绪尚可以“西狩”之名到西安避难，而处于战乱灾祸中的老百姓躲进了深山，大秦岭成为受苦百姓的“天然避难所”。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剧烈动荡时期，满清退出历史，民族共和昙花一现，日本铁蹄蹂躏中华，白色恐怖与红色火焰交织，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日本铁蹄未能踏进大秦岭腹地，大秦岭庇佑了中华民族。中国工农红军在秦岭腹地建立红色政权，中央红军长征翻越秦岭，化险为夷。1936年爆发“西安事变”，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全面抗战之际，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1934年，蒋介石下令修筑川陕公路。1937年2月，川陕公路全线开通，现代公路替代了使用达3000年之久的陈仓-金牛道。川陕公路穿越大秦岭，将成渝-汉中-关中紧密联系在一起，将大西南与大西北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中华民族抗战建立了稳固的大后方。
进一步资源化 生态、资源、环境，生态是主体。生态主体有两种用途，即用作资源，或者用作环境。当用作资源时，可能会牺牲生态与环境用途，这是大秦岭森林生态系统一再遭破坏的根本原因。1949年以来，大秦岭森林生态系统被进一步资源化。国家实行森林的集体所有与全民所有两种公有制形式。在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集体森林由人民公社经营；在林区设立国有林场（林业局），全民所有森林由国有林场（局）经营。“石坎坎，金碗碗”。因为人口爆炸，以及人口被束缚在土地上，山区土地需求猛增，木柴薪柴需求猛增，“森林赤字”徒增，集体森林加速消失。国营林场（林业局）是森林采伐与培育企业或是事业，因采伐机械化进程加快，森林采伐速度远远超过森林培育速度，森林资源已经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再生”。经过采伐之后，深山老林（原始森林）转变为残败次生林，抑或是荒山秃岭，失去的不仅是森林，还有动物家园以及宝贵的林地……
1960年代，中苏、中美交恶，中国国家安全遭遇空前危机，启动实施“三线建设”计划，一半以上的工程在大秦岭之中……与此同时，在大秦岭之中，开始大规模基础建设。1950-1970年代，相继修建宝成铁路、阳安铁路，穿越大秦岭有了第一条“钢铁栈道”。1968年4月至1978年6月，襄渝铁路全线开通……最近20年来，沪陕高速（上海至陕西高速）、福银高速（福州至银川）、西城高速（西安至成都高速）、十天高速（十堰至天水高速）、重庆至宜昌高速……以及比比皆是的盘山公路，川陕公路、西万公路……一个又一个水汪汪的大眼睛——三门峡水利工程、小浪底水利工程、葛洲坝水利工程、三峡水电站、龙羊峡水电站、李家峡水电站、积石峡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拉加峡水电站、石泉水电站、安康水电站……现代工程妆点满秦岭……
2014年12月，中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成，丹江口水库满满一湖秦岭水，堪称是“秦岭湖”，也是亚洲“第一人工天池”。秦岭水流过当代中国的“人工天河”（输水干渠），从丹江口的秦岭湖到北京颐和园的团城湖，从长江流域，来到淮河流域，来到黄河流域，来到海河流域，来到了北京、天津，来到了雄安，来到了河南、河北，黄淮海平原用上了秦岭水，融入大秦岭生态圈……秦岭水慈润中国腹心地带1亿多人口，自然是中华天池圣水。
进入21世纪以来，水已经是大秦岭最重要的生态产品。秦汉上林苑，曾是浐、灞、泾、渭，沣、滈、涝、潏八水萦绕。后世称之为“八水绕长安”。到现代，人们为称是“八水润长安”。然而，如今“八水”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大西安”的需要，解不了大西安的“干渴”。于是，西安用上了黑河水、石头河水，还要从汉江支流向黑河、石头河调水，从汉江主流调水，算起来已经是“十几条河水润西安”了。因为水，大西安与大秦岭结成了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大关中与大秦岭结成了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因为水，大秦岭生态圈越来越大，扩张至京津冀，扩张至雄安……因为水，大秦岭成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绿水青山”，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金山银山”……
路漫漫兮修远兮 1998年的长江流域大洪水，是大自然为400余年清除森林植被做了一次总结，算了一次总账。“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在1998年长江大洪水之后，大秦岭全境停止了森林采伐，全面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曾经兼具采伐和培育森林双重目标的数百个国有林场，整体转制为以保护和培育森林为主要目标的国家公益类事业单位；在伏牛山、小秦岭、太白山、神龙架、化龙山、米仓山、岷山等建立国家自然保护区上百处，并创建了神龙架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在骊山、紫柏山、南宫山、九龙山、莲花山等建立国家森林公园数百处；在伏牛山、终南山、龙门山等建立国家地质公园数十处；创建华山、嵩山、武当山、九寨沟等风景名胜区、水利风景区数十处……加之20年来，中国经济走上了“高速路”，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人口，使得大秦岭的山林得以休养生息，大秦岭森林生态系统的自然修复和人工修复皆取得了重要进展。如今，已经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不在以来大秦岭中的木材薪材，而是需要大秦岭的绿水青山。已经城市化的中国人，不在看中大秦岭生态系统产出的资源，而是需要大秦岭生态系统产出的环境。于是，大秦岭生态系统发展的方向，不再是生态资源，而是生态环境。绿水青山不再是“材山柴山”而是“金山银山”，人们正在努力还秦岭以宁静，还水以清洁，还天空以蔚蓝……
然而，这只是初步的……修复大秦岭生态系统，好比是万里长征，只走出第一步。华南虎已经“失联”半个多世纪，大熊猫、朱鹮、金丝猴、羚牛栖息地得以保护，大秦岭保护地面积扩大，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恢复性增长……然而，大秦岭生态系统还不够稳定，保护地面积还不够大，集中连片程度还不够高，栖息地碎片化、岛屿化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局部地区过度开发的问题依然得不到有效治理，特别是嘉陵江流域上游水土流失依然比较严重……从六省一市的“后花园”转变为“中国人的中央公园”，尚需要进行一场重大而深刻的体制机制改革，需要将六省一市的依法治理上升为国家的依法治理……如今的大秦岭，只能算作“浅绿色”的大秦岭，由“浅绿色”大秦岭迈向“深绿色”的大秦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甚少还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如果要完全呈现出一个“黛青色”的大秦岭，美丽的大秦岭，至少还需要一个世纪的时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大秦岭是中国芯，保护大秦岭、修复大秦岭是中国国家战略，是跨世代的保护、修复工程，是中华民族永葆生机与活力的千年大计。
大秦岭不只是六省一市的大秦岭，而是中国人的大秦岭，世界的大秦岭。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陕西时指出：“黄帝陵、兵马俑、延安宝塔、秦岭、华山等是中华文明、中国革命、中华地理的精神标识和地理标识。”“陕西生态环境保护，不仅关系自身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而且关系全国生态环境大格局。”“秦岭是我国气候的南北分界线和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这样的自然美景，睡都不能破坏。”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关注秦岭保护，多次批示要求查办破坏秦岭生态环境的违法案件。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也是大秦岭修复保护进入了新时代……
功夫秦岭 大秦岭是世界昆仑山，中华父亲山，中华脊梁，中华圣山……大秦岭是中华腹心，中华绿肺，中华水塔……大秦岭是分界线、分水岭、核心基因库……大秦岭是地质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当代上林苑……2005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推出“秦岭：中国人的中央公园”、“秦岭：把中国一分为二”等重量级文章。2010年，CCTV-10《探索·发现》栏目首播8集纪录片《大秦岭》，在全国引发了好评与热议。由此，21世纪的中国，开始将目光向秦岭聚集，世界昆仑山，中国大秦岭……中国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定义世界。
2015年，党双忍发表博文《大秦岭：中国中央公园——九点理由、一点建议》提出，大秦岭是中央之山、地脉之山、地气之山、文史之山、宗圣之山、栈道之山、水源之山、精灵之山、国有之山，建议在秦岭建立国家公园体制。2016年，党双忍发表博文《秦岭学：背景与使命》提出，加快大秦岭知识创新，构建大秦岭知识体系，创建《秦岭学》。“中国芯”是《秦岭学》的核心概念。2017年，在欧亚论坛上，党双忍提出大秦岭“四芯说”，即（1）地理中国芯，隐藏着中国地质地理密码；（2）生态中国芯，隐藏着中国生态系统的进化密码；（3）人文中国芯，隐藏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人文密码；（4）美丽中国芯，隐藏着未来中国发展走势的原始密码。据此提出，要制定“国家绿芯战略”，实施“国家绿芯工程”，推进大秦岭生态保护，加快大秦岭生态修复。2018年，陕西省林科院成立大秦岭研究院，这是全国首家以大秦岭为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全国政协委员颜明、郝际平等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议案：建议国家设立秦岭管理委员会，负责实施“国家绿芯工程”。
1992年，在湖北出版了一部奇书——《黑暗传》。2011年，国务院批准，《黑暗传》列入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黑暗传》是在大秦岭巴山一带，已经流传千余年的歌谣唱本、神话故事，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创世史诗。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即是伏羲、女娲兄妹成婚，开启中华民族血肉之躯……伏羲“一画开天”，播下中华文化的一粒种子……中华文明由此生生不息。
中华之“中”，即是“一画开天”播下的那一粒种子；中华之“华”，即是那一粒种子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所开出的花，所结出的果。中华《易》，讲述的是变与不变的道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种子即是一，是不变的部分，而花朵、果实是二、是三，是变化的部分。如果说中华是一棵大树，大秦岭就是树的根部和干部，华是冠部，是枝叶。大秦岭是中华文明根脉所系，中华文明从大秦岭走向世界……
大秦岭，大熊猫，中国功夫，中国故事，结合在一起，便是《功夫熊猫》！然而，《功夫熊猫》的创造者，在美国，不在中国。也许，这就是差距，知识差距，软实力差距。大秦岭、大秦帝国、秦始皇兵马俑、秦岭大熊猫、秦腔，将这五种元素用现代科技与传统艺术紧密结合，创造出中国《功夫秦岭》……
2018年4月14日于磨香斋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