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修复是21世纪中国时代新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过程，刻印着生态修复的踪迹。

　　生态修复曾以“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方式打开。新中国建立之初，祖国山河千疮百孔，到处可见荒山秃岭。森林覆盖率不足10%，降至历史最低。“缺绿”是新中国生态“硬伤”。让荒山秃岭披绿装，实现祖国大地“绿起来”，是新中国建设的紧迫任务。前苏联“绿化”概念，在中国很快流行起来。1956年，毛泽东主席号召“绿化祖国”。“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真正绿化，要在飞机上看见一片绿”“用二百年绿化了，就是马克思主义”。同年，中央《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地、荒山。在延安大礼堂召开陕、甘、晋、豫、内蒙古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悬挂醒目标语：“青少年们！绿化黄土高原，控制水土流失，和水、旱、风沙等自然灾害作斗争”“青少年们！都来采种育苗，植树造林，护林防火，让祖国河山更加美丽”。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要发展林业，林业是个很了不起的事业。同志们，你们不要看不起林业”。甚至说“没有林，也不成其为世界”。可见，新中国领导人对“绿化祖国”的急迫性。于是，从千万农户到人民公社，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星星点点的植树，形成绿化祖国的燎原之势。

　　生态修复以“义务植树”“生态工程”方式推进。1958年之后的一个时期，出现了令人记忆深刻的绿色波折。“以粮为纲”“向自然界开战”，毁林开垦不商量，形成无数新的“绿色破洞”。“硬伤未愈”又添“绿色破洞”，“增绿”“复绿”双重压力。1981年，长江、黄河上游连降暴雨，洪水爆发、山体崩塌，造成巨大损失。四川、陕西先后发生特大洪水。专家学者锁定是生态失衡造成的！其实，在北方风沙危害已经丧失了大片土地，沙漠南迁岌岌可危！1978年，国家启动实施三北（西北、华北、东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这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生态工程。之后，国家林业局相继展开了长江中上游、沿海、平原绿化、太行山绿化、防沙治沙、淮河太湖流域、黄河中游、辽河流域、珠江流域等防护林体系建设。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同年，邓小平提议每年3月12日为植树节。1981年，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1982年，国务院成立中央绿化委员会。

　　生态修复随“生态工程”升级跃迁。1998年，长江以及嫩江、松花江爆发百年不遇特大洪灾。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全国29个省（ 区、市）受到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2551亿元。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指出：“洪水长期居高不下，造成严重损失，也与森林过度采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泥沙淤积、行洪不畅有关。”由此，生态建设的多项战略举措相继出台。1999年后，国家在持续推进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的同时，先后推出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湿地保护恢复，以及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等生态工程，涉及森林、草地、湿地、荒漠四大生态系统，占全国国土面积的60%以上，覆盖范围之广、建设规模之大、投资额度之巨，堪称世界之最。陆续开展的生态建设工程，使生态修复走出分散式、碎片化格局，“星星绿火”已成燎原之势。

　　生态修复以“生态建设”为重点，以“林业”为主力军。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指出，我国生态整体恶化的趋势没能根本扭转，土地沙化、湿地减少、生物多样性遭破坏等仍呈加剧趋势。乱砍滥伐林木、乱垦滥占林地等现象屡禁不止。气候异常、风沙、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频发，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于是，国家确立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可持续发展道路，以森林植被为主体的国土生态安全体系，建设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社会。党的十七大把“生态建设”拓展升级为“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国家发展全局、事关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战略地位。

　　生态修复由“以条为主”转向“以块为主”“以功能区为主”。200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强调，推动生态保护和建设的重点从事后治理向事前保护转变，从人工建设为主向自然恢复为主转变。同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首个全国性生态保护专项规划《全国生态保护“十一五”规划》，全面分析了生态保护形势，强调保护优先、维系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和功能、实施分区分类指导。2008 年，环境保护部发布《全国生态功能区划》提出，全国划分出50个重要生态功能区，明确了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维护和洪水调蓄等生态功能保护方向。同年，《全国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明确生态脆弱区的保护与修复任务。至此，我国初步形成以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区为重点的生态保护修复的空间政策体系。分区分类保护修复理念得以加强，生态修复逐步由“以条为主”转向“条块结合”，为全面走向“生命共同体”时代奠定了政策理论基础。

　　生态修复走进“生命共同体”时代。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和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之后，建设美丽中国提升为宪法要求。2018年，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新时期生态修复提供了思想指引。国家先后出台《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的若干意见》《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等。2020年，国家9部委局联合印发《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简称“双重规划”）。“双重规划”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整合优化了原有“生态建设”工程。“生态修复”成为国家重大生态工程，成为国家生态系统治理体系中的新时尚。相信，中国“双重规划”是世界生态工程中的“巨无霸”。

　　生态文明建设大格局中的生态修复。“绿化”包含着“生态重建”内容。“生态重建”曾译作“生态恢复”，是“自然回复到原来事物，即生态系统被干扰之前的生态结构的过程”，是没有人直接参与的自然过程。“生态重建”是人为辅助下的恢复，这是“自然恢复”与“自然重建”的根本区别。中国从农业国迈向现代化，已经实现城镇空间迅猛崛起，农业空间转型升级，生态空间“由黄变绿”。但是，森林树木数量不够、郁闭质量不高，草原草丛“连通性差”，湿地保护率偏低等问题突出，巩固和发展防沙治沙成果压力增加，维护生物多样性、增加生态产品生产、提升生态系统功能面临繁重任务。目前，生态修复理念正在由重生态建设、末端治理转变为生态系统治理、源头保护和自然修复综合治理。201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全面部署，以“坚持把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作为第一基本方针。生态修复全方位全过程融入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各领域，是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生态修复模式由局部恢复转变为生态空间管控、生态系统整体保护修复，初步构建起以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稳定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改善生态系统质量为核心，涵盖生态系统“结构、过程、格局、功能、质量”的生态修复体系。

　　与生态保护同室而居的生态修复。“生态保护修复”常链接在一起，似乎修复与保护是夫妻。的确，生态保护与生态修复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比如，“双重规划”把生态保护和修复分别处理，名称是《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生态保护与生态修复的内涵、形式、布局、任务被细分出来。陕西出台《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进一步明确生态修复布局、目标、任务、重点修复区域、重大修复工程。天然林保护修复、草原保护修复、湿地保护修复，自然保护地体系整合优化，对生态修复规定更明确更详细。生态修复的本质在于修复“病态的生态系统”，让“受伤害的生态系统”恢复健康，实现生态空间高颜值高效能。生态修复是中国智慧，生态保护修复是贡献给世界生态治理的中国方案。

　　生态修复，为地球增绿降碳的林政之路。人类已经进入“以共同受益的方式存在于地球上的‘生态纪’”。中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进入生态文明建设快车道，按下生态修复快进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从“十四五”开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的新阶段。生态修复是增绿降碳的主要路径。从绿化祖国到美丽中国，新时代林政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于变局中谋先机，奋力谱写生态修复新篇章！

　　注：本文是“林政之变”系列文章之一。任博文为本文形成做出重要贡献。2022年1月8日于磨香斋。9日中午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