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的文化思考

　　                                  党双忍

　　过去，不大关心文化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一直坚持认为，文化是次生现象，只要经济上去了，文化自然就会跟着上去了。其实这种看法是很感性的，直观的看当今世界，无疑算是美国的“盛世”了，其军事世界第一，经济世界第一，文化也具有无与伦比的竞争力。日本曾在20世纪后半页，经济繁荣，文化扩张，“八十年代新一辈”的中国人，大都熟悉日本的电视剧、动画片。19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衰落，国际影响力式微，主要是国内动荡，经济不振，积贫积弱所致。近30年来，中国经济崛起，国力强盛，中国文化也开启复兴之路。正是基此认识，我一直几乎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发展经济上。

　　最近，有机会深刻学习和思考文化发展机制问题，有一些新的收获，甚至是颠覆性的概念。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并不具有对称性，决不是说经济上去了，文化就必定上去。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几个盛世时代，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开元盛世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综合国力、经济实力、文化魅力，对世界和后世的影响，所有历史时期“望尘莫及”。但并不是所有盛世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强势。远的不说，单说近的。康乾盛世大家比较熟悉，当时国力也极为强盛。曾几何时，面对崛起的西方使者，皇帝是何等“傲慢”。也许本人史学知识缺陷，我不知道这个康乾盛世对人类有多么巨大的文化贡献，对我们今天的复兴伟业有多少积极影响。倒是那对世界无知的举动，为后世留下深刻而复杂的记忆。今天，中国的文化复兴，显然不是康乾盛世的文化，而是更为久远的、历史深处的记忆。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崛起，保持30年的高增长，顺利成为世界工厂，创造了新的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赢得世界赞叹，甚至还招致了一些“嫉妒”。可以说，30年来，凭借中国特色制度优势，尽吃世界和平的“红利”，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制度变革的“红利”，科技革命的“红利”和人口资源“红利”。但是，实事求是讲，中国的发展是很“初级的”。中国的“初级化”发展支持了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高级化”。中国在分享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的时候，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却在分享文化全球化的巨大利益。发达经济体第三产业比重已经达到65%以上，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大量出口文化产品。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处在“微笑曲线”的底部，而发达经济体却牢牢把持着“微笑曲线”的顶端。这才有10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时代故事。在全球化快速形成中，各国发挥各自优势，各得其所，全世界都从中得到好处，促进了世界的持续繁荣，“赢家”绝不只是中国。

　　30年发展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的体制是一个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体制。这种近乎于全国“经济竞赛”的体制，无疑还会在未来一个时期使中国保持经济高增长态势，把中国推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宝座”。但是，这套体制是否具有促进科技创新的能力，是否具有促进文化繁荣的能力，是否在文化全球化中能取得像经济全球化一样的伟大成就？现在还没有结论，还需要观察，需要进行与时俱进的创新调适。值得庆幸，国家已经做出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决策。我们要咬定目标不放松，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持之以恒，遵循文化发展规律，顺应文化发展潮流，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改革体制机制，努力探索实践，当然，这需要首先破除那些阻碍社会公平、阻碍文化繁荣的制度束缚，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我们决不能满足过去取得初级而简单的成就。我们必须记住，文化是比经济更高贵、更耐久、更具有持续能力的财富。繁荣中国文化，加快文化全球化是我们在21世纪的一个更宏伟的目标。只有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基础上，在文化全球化上为人类做出新的贡献，进而站在全球文化制高点上，才无愧于持续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