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是中国首席文化名人。2500多年来，在汉文化圈中，孔子是最具有文化影响力的人物，中国人将其称为“孔圣人”。21世纪，随着中国国力提升，汉文化影响力提升，孔子的影响力也将进一步提升。如此，孔子与树的故事，孔子的生态伦理观，不仅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文化资源，也是建设“美丽地球村”的重要文化资源。

　　人是树的孝子贤孙。孔子推崇“百行孝为先”，已是妇孺皆知。《论语》学而篇：“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将“孝”在各种行为中，排在了首位。“孝”的立足点是，尽心奉养和顺从父母；“孝”的至高点是，让父母和颜悦色。《孝经》开宗明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儒家将保护树木提升到了孝的境界。《礼记·祭义》：“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为什么会如此“较真”，如此“上纲上线”呢？孔子自有其道理：“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在孔子晚年，鲁国执政季康子向孔子讨教：五帝之太皞氏为何首推“木德”？孔子答曰：“木，东方，万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则之。”意思是说，日出之地，东方主生，木色青青，象征着万物诞生之处。故，王者效法自然，以木德开始王天下。万物皆生于木，木是万物之祖，也是人类之祖。顺理成章，对祖宗敬之孝之，对父母敬之孝之，必然也对树木孝敬有加。否则，便是“大逆不道”、“忤逆不孝”。如此，人类当是树木的“孝子贤孙”，大自然的“孝子贤孙”！

　　孔子独特的生态伦理观，深深地影响了众多门徒。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其中有个弟子叫高柴，本来就为人憨厚，经孔子训导，成为“推己及人，推己及物”的典范。高柴坚持奉行“启蛰不杀，方长不折”。对此，孔子赞曰：“启蛰不杀，则顺人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仁也。”即是说，不伤害小虫，不攀折草木，很好地践行了人伦道德，体现了儒者仁恕情怀。“仁”是孔子道德评判的最高标准，以“仁”的高度赞美高柴，足见孔子对高柴践行生态伦理的满意度。据此，“启蛰不杀，方长不折”成为中国人生态伦理观的重要内容。孔子的另一个高徒曾参进一步将其提炼概括为“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在百年之后，孔子的继承人孟子将其细化为“斧斤以时入山林”（即采伐树木有一定的时间），“数罟不入洿池”（不用细密的网到池中捕鱼），以及“不违农时”，此三者是“王道之始也”。即就是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这也是先进的生态伦理观，是永不落后的“科学发展观”！

　　在孔子看来，“树木甚茂”是善治的标志。子路是孔子的大弟子，也是得意门生。在追随孔子周游列国后，应卫国的邀请，子路出任蒲邑宰（蒲地方官），以施展政治抱负。临行前，子路向孔子请教，据《孔子家语》记载：“由（仲由，子路自称）愿受教于夫子。”子曰：“蒲其如何？”对曰：“邑多壮士，又难治也。”孔子给了他几条忠告：“然。吾语尔：恭而敬，可以摄勇；宽而正，可以怀强；爱而恕，可以容困；温而断，可以抑奸。如此而加之，则正不难矣。”在孔子指导下，三年之后，蒲地大治。孔子经过蒲地，情不自禁，赞曰：“吾见其政矣。入其境，田畴尽易，草莱甚辟，沟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尽力也；入其邑，墙屋完固，树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宽，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闲，诸下用命，此其言明察以断，故其政不扰也。以此观之，虽三称其善，庸尽其美乎？”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一位当代政治家所言：不栽树的干部信不过、靠不住。子路治下“树木甚茂”，一定是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的“好干部”了！

　　在孔子眼中，做到“思其人，必爱其树”才是“好干部”。《孔子家语》记述，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爱其树；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这里所说，甘棠是一种树，也即是棠梨、杜梨。以今天人的口味，一定觉得杜梨又苦又涩，毫无甘甜可言。然而，周代的人，所以将其称之“甘棠”，未必是果子的甜味，而是穿越时空，心中品出甘甜的味道。甘棠树得到孔子的特殊礼遇，根源在于《诗经》中收录的一首叫诗歌，这首诗歌即《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这首诗是孔子一生所爱，不是因为其文学造诣，而是因为其倾注的炽烈爱民与民爱情怀。诗中并没有交代“那是一个春天”，也没有告诉“那是一个伟人”。然而，三千年以来，一直向人们倾诉“一种刻骨铭心的相思”，传递“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感情”。西周初年，召伯与周公并肩鼎力，治下政通人和。司马迁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说：“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此所谓“人惠其德，甘棠是思”。唐代刘禹锡《答衢州徐使君》诗云：“闻道天台有遗爱，人将琪树比甘棠。”据此，后世人用成语“甘棠遗爱”来表达对好干部的感激之情，可谓“敬爱其树，其报厚矣。”这是儒家为做官之人设立的熠熠生辉的不朽标杆。

　　孔子为做官设立了“树标杆”，也为做人设立了“树标杆”。孔子寄情于树，对松柏尤深。季节更替，冷暖变换，夏也青青，冬也青青，始终如一，是松柏本色。由此，孔子将其视为一种坚毅执著、守道不变的高贵品格，是值得一生坚守和弘扬的君子人格。孔子以为，松柏的品性将人伦道德推向了极致。孔子有一次精彩对话：“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尧、舜独也正，在万物之首。幸能正生，以正众生。”孔子赞松柏是物之楷模，尧舜是人之楷模。“幸能正生，以正众生”。人若能如松柏一样，保持纯正心性，就一扫趋炎附势、媚态应变的恶俗，天地间正气充盈。

　　孔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公元前489年，63岁的孔子被围困在陈蔡两国交界处，一连七天只能挖野菜煮汤充饥，憔悴不堪。孔子心地坦然，无所畏惧。倒是学生子路、子贡开始抱怨起来，说孔子曾两次被赶出本土鲁国，在卫国遭铲削足迹的羞辱，在宋国遭推倒歇脚大树的威胁，如今又遭围困迫害，而老师却像无事，照样弹琴唱歌，从未间断。子路直言：看样子，我们走投无路了。孔子循循善诱：“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大意是说，在天寒地冻，霜雪肆虐，万物凋零的情况下，我更清楚地看到松柏树青葱繁茂，以及顶天立地的品性。今天在陈蔡之间遭遇困厄，对我来说还真是一件幸事呢！听罢此话，子路、子贡深受激励，胸中如有松柏挺然，豪情陡生，怨气尽消。在《论语》中，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句话短，蕴含深广，极富诗意，激荡豪情，震撼心灵。古之咏松柏诗文多矣，而孔子短句，历史最久，价值最高。杜甫号称“诗圣”，其赞誉孔明品性与才略的《古柏行》也算是名篇，然却没有令人再三回味的名句。与孔子短句相较，实在难以望其项背。可以说，孔子是松柏的“第一知音”。

　　孔子生于乱世，常年车马劳顿，奔走列国，疾声呐喊，主张施行仁政。在奔走列国间歇，亲力亲为，用实际行动，耳濡目染，施行教化。如此辛苦，才赢得了誉满天下的“桃李”。有一次，在旅途中，孔子听闻前面不远处有人哭泣，其哭声非常悲戚。孔子从声音中断定，此人是一位贤者。走到面前，方知是皋鱼。只见皋鱼“被褐拥镰，哭于道旁。”孔子问道：“子非有丧，何哭之悲也？”皋鱼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学，游诸侯，以后吾亲，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间吾事君，失之二也；与友厚而小绝之，失之三矣！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也。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见者，亲也。吾请从此辞矣！”令人称奇的是，皋鱼在痛陈自己三大过错之后，不是一般地请求宽恕，而是甘愿请死！且果真是“立槁而死”。皋鱼的言行，无疑深深触动了孔子的内心世界。孔子一生鼓吹孝道，而自己却未能亲身践行。孔子3岁丧父，17岁丧母，至今仍在奔波忙碌。真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个故事，再次反映了“百善孝为先”的观念。后世人以“风树之悲”来比喻因父母亡故，不能奉养，借喻丧亲之痛。面对此情此景，孔子曰：“弟子诫之，足以识矣。”要求弟子引以为戒，充分理解其中所包含的做人道理！于是，辞别孔子，回家赡养双亲的门徒十之有三。

　　在孔子时代，中华大地，巨木参天，郁郁葱葱。孔子穿行各国，也是穿行于林间树下。孔子一生好学，先后“问礼于老聃，学鼓琴于师襄子，访乐于苌弘。”但在更多的时候，孔子不是学生而是老师。孔子开启中国私人教育之先河，被后人尊为“万世师表”及“至圣先师”。23岁的孔子，即在乡间收徒讲学。最初的学生，有颜回之父颜由、曾参之父曾点、冉耕等。但是，那时有老师，有学生，却缺少教师。孔子授课，不在教室，而在树下。《庄子·渔父》中有这样一段诗意般的文字：“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有学者考证，“缁帷”在鲁国都城东门之外。缁帷杏树成林，郁茂蔽日，犹如黑色帷幕，人称“缁帷之林”。杏林之中，有一“土台”，庄子将其称之“杏坛”。可以想象，背依气象森然的杏树之林，高坐讲台之上，学生静静地攻读，孔子以琴声和歌声点化。雍容优雅，情怀境界，尽在其中。多美的课堂，多美的教学。关于“杏坛”，还有一个说法。2013年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拍摄了《中国古树》系列专题片，在第四集专题介绍了山东省泗水县安山寺的一棵古银杏，此片宣称是“孔子手植银杏”。该片介绍，“孔子手植银杏”树龄2500年，树高21.5米，树围7.9米。进而指出，此银杏树是孔子周游列国时所植。并进一步介绍说，“杏坛”本意是孔子在所栽银杏树下讲学。

　　周敬王41年，即公元前479年，孔子辞世，终年73岁。孔子去世后，弟子心丧三年，庐于墓旁者百余室。大弟子子贡知悉噩耗，星夜奔丧，手执哀杖，披麻戴孝。待到灵柩下葬，子贡哀杖已入土尺余，再也没有拔出来。在孔子坟前，子贡搭草庵守墓六年。守墓期间，入土哀杖生根发芽，子贡用心浇培，小树长渐成大树。但这树“柳不是柳，槐不是槐”，取孔子高风亮节，博学善教，世之楷模意，将其名曰“楷树”。孔子墓前的楷树，在明代枯死，而干木存世，建亭勒石为证。《说文解字》云：“楷，木也。孔子冢蓋樹之者。从木，皆聲。”后来有人考证，楷树即是黄连木，树冠浑圆，枝叶繁茂，叶色秀丽，气味特殊。黄连木原产中国，散生于平原和丘陵地带，以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等省居多，常见于园林景观和乡村绿化。《云南名树古木》记载，兰坪县仁甸河村一黄连木高23米，胸径320厘米，树龄1500年，群众视其为神树、龙树。

　　孔子是儒家创始人，周公是儒家先驱。孔子坟前有“楷树”，周公墓前有“模树”。这正是中国文化的传奇色彩和神奇魅力。据《太平广记》引《述异记》载：“鲁曲阜孔子墓上，时多楷木。”清代《广群芳谱》引《淮南草木谱》：“楷木生孔子冢上，其干枝疏而不屈，以质得其直故也。”楷树让人联想起“众人皆醉我独醒”，直道而行，这正是圣人写照。而明人叶盛所著《水东日记》载：“吴澄问吴正道曰：模楷二字假借乎？吴举淮南王安草木谱以对曰：昔模树生周公冢上，其叶春青，夏赤，秋白，冬黑，以色得其正也；楷木生孔子冢上，其余枝疏而不屈，以质得其直也。若正与直可为其法则，况在周公孔子冢乎？”也就是说，模树生长在周公坟上，春天叶子青色，夏天红色，秋天白色，冬天黑色，这四种颜色加上黄色是古代“正色”，即称“五色”。叶盛接着说：“模树和楷树的正和直可作为法则，况且这两种树还生长在周公和孔子的冢上呢，更是万世之楷模了！”从此之后，以树喻人，楷树和模树合称“楷模”，便是“为人师表”的范称。周公坟墓有无“模树”不得而知，现实当中找不到“模树”影子。《说文解字》说得清楚：“模，法也。从木，莫聲。”也即，模是木制的模具，具有规范之意。

　　孔子是“万世师表”，也因此获得“万世敬仰”。受孔子“思其人，必爱其树”思想影响，在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思念恩师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在其墓前植树。孔门弟子众多，遍布列国，各自带来家乡树种树苗植于孔子墓前。“弟子各以四方奇木来植，故多异树，鲁人世世代代无能名者。”如此，孔子墓园的小树成大树，大树连片成树林，此即“孔林”。孔林之树，不仅数量多，品类也多。“以百数，皆异种。”其实，在孔子的年代，并不流行厚葬，坟丘普遍较小。现今孔林，气势恢宏，其树木大部分为后世所植。秦汉时期，将坟高筑，有少量墓地和几家守林人。后来，孔子地位日益提高，孔林规模也越来越大。东汉桓帝永寿三年，即公元157年，鲁相韩勅修孔墓，在墓前造神门一间，在东南造斋宿一间，以吴初等若干户供孔墓洒扫。当时孔林，也“地不过一顷”。南北朝高齐时，植树600株。宋宣和年间，在孔子墓前修造石仪。今日孔林，神道长1000米，苍桧翠柏，夹道侍立，龙干虬枝，多是宋元所植。元文宗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孔思凯主修了林墙，构筑了林门。明武十年，即公元1684年，孔林扩为3000亩。雍正八年，即公元1730年，耗帑银25300两重修了各种门坊，并派专官守卫。乾隆五十年，对孔林树株分界清点，共3162棵。自汉以来，重修、增修孔林13次，植树5次，扩充林地3次。目前，孔林周围垣墙长7.25公里，墙高3米多，厚约5米，总面积2平方公里，比曲阜城大得多。孔林现有树木10万多株。“墓古千年在，林深五月寒”。孔林的历史是2500年以来中国历史的缩写。走进孔林，也许更能深刻感受圣人孔子与树的故事所具有的超凡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