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本科时，我学习畜牧专业。后来，短暂从事过畜牧工作。如今，我已经是一位坚定的“禁牧主义者”。当然，我所说的“禁牧”，并不是禁止畜牧业，不是禁止养畜养禽，而是在特定生态区域封山禁牧。

　　不止一次，有人向我讲述需要放牧的理由，除了生计上的理由，还有生态上的理由。甚至有草原专家也讲：放牧有利于草原牧草的生长！一时间，很困惑，我听不明弄不清这专家所讲的道理。我以为，不是因为人类放牧才有草原，而是因为有草原人类才放牧的。也就是说，与放牧行为相比，草原存在的时间更为久远。我相信，放牧之前的草原，也就是原始的草原，其植被更茂盛更完整，生态系统功能更健全，生物多样性也更丰富。事实上，人类放牧有一个增加强度的过程。一开始，强度较小。随着人口增加，放牧的强度增加，草原生物体系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至“风吹草低见牛羊”时，草原上已经只有草和牛羊了。这样的草原生态景观，远不是原真的草原生态系统，而是原本的草原生物体系瓦解后形成的半自然半人工生物体系！

　　如果想要恢复本真的草原，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者说，这是一条不可逆的路子。但是，如果涛声依旧，放任放牧，必将在生态恶化、草原退化，甚至草原消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不可收拾。如今的草原沙化、草兔鼠害，其实就是过度放牧导致植被丢失、生态失衡的恶果。有没有合理放牧、科学放牧的路子？有！在理论上，就像合理采伐、科学采伐一样，可持续利用森林资源一样。然而，在实践上，一个也走不通！中国的法律规定，森林草原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放牧的牛羊采食之前草原上的草资源姓“公”，采食之后进入牛羊的胃袋里草资源姓“私”。这是低成本的“私有化”，也是恣意践踏草原资源的“私有化”。如此以来，人们普遍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名义上“公家的”“所有人的”草原，实际上演变当“私人的”“一部分人的”利益场，这就是颇具特色的“公地悲剧”。

　　在前工业化时代，放牧的牛羊主要是满足放牧族群的需要。星星点点的放牧族群，自给自足的生活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这一时期，因放牧的强度较小，人群-牛羊-草场，尚能世代和谐、生生不息。这种自给自足式的放牧，改变了草原生物体系结构，但草原物质和能量并未流失。然而，当进入工业化时代后，人口资源大量向城市集中，城市成为消费中心。于是，也理所当然的成为牛羊肉的消费中心。草原上放牧的牛羊，不再是简单的为了满足牧人族群繁衍的需要，而是要远离草原进入城市，满足聚集在城市的消费者需要。进入城市的牛羊，经城市居民采食消化，最终进入下水道，永远也无法重回草原。牛羊进城的本质是草原生物进城，草原物质和能量进城，也是草原血脉进城。一而再、再而三，年复一年，草原失“草”失“血”，原本贫瘠的草原生态系统，雪上加霜，贫弱交加，久贫成疾，大疾不癒。人类巧妙的“乾坤大挪移”，却是草原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一直听人述说，啃食草原的牛羊之“嘴”，就是草原的生态杀手。我倒觉得，这啃食草原的牛羊之“嘴”，更像是延伸变形的人类嘴巴。草原生态的真正杀手，不是牛嘴羊嘴而是人嘴，不是草原上的人嘴而是城市里的人嘴。这张变形的嘴，如同锋利的刀锯，经年累月，草原“伐草”，以及树木幼苗……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在生态空间。在自然生态空间放牧，无异于用金银换铜铁。与森林、湿地一起，草原已经被划入自然生态空间。生态空间治理是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保护草原、修复草原、重建草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能堵住人的嘴巴，无力阻挡城市居民食用放牧的牛羊之肉，我们无力阻断放牧的牛羊肉输送至城市的经济利益链条。我们能够上手做的，就是从源头上实行“封山禁牧”，就是在草原地带、草原森林过渡地带“禁止放牧”。禁止放牧，其实就是封堵牛羊啃食草原的那张钳子一般的嘴巴。禁止放牧，如同禁止“伐草”“伐苗”，如同阻绝草原由“公”到“私”的“惊险一嘴”。禁止“伐草”“伐苗”，阻绝“惊险一嘴”，关系草原生物体系安全，关系永续发展生态根脉。

　　有人说，禁止放牧难度太大！我想问：禁止森林釆伐难不难？禁止食用野生动物难不难？1998年，长江流域暴发特大洪水，痛定思痛，决定全流域禁止商品性森林釆伐。今日之绿水青山，从二十年前的“禁伐令”中受益良多。就在最近，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国家已经通过立法形式作出决定，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全面禁止商业性森林釆伐，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这“两个全面禁止”皆是千年未有之大事件。实施“两个全面禁止”，必将带来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的重大调整，实现人与自然生态再平衡。禁止放牧即是草原版的“禁伐”——禁止“伐草”“伐苗”，禁止釆伐即是禁止釆伐森林树木，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即是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野生动物。禁止放牧与禁止釆伐森林、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一样，都是人与自然再平衡机制，可谓三条战线，三大力量，共同谱写中国生态文明故事的壮丽篇章。禁牧、禁伐、禁食，合在一起，即是生态空间“三禁”。“三禁”中的任何一“禁”，都是推进生态空间治理的大招。合力施行“三禁”，必将为黄河流域人与自然再平衡奠定基础。

陕西省处在黄河流域的中心腹地，也是黄土高原的中心腹地，同时也是全球最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地方。延安以北是森林草原过渡地带和草原地带，因农作与放牧系统的过度发育，已经导致了严重的风沙危害、水土流失、生物体系单调，生态功能衰败。在坡陡土薄的黄河峡谷沿岸，植被和土壤被一并清洗，岩石裸漏，童山濯濯，原本的生态系统彻底瓦解。我们已经下定决心，退耕还林还草，恢复与重建生态，并已通过地方立法，实施“封山禁牧”。禁牧与禁伐、禁食三体一体，必然是黄河流域生态空间治理之关键举措。特别是草原禁牧，必然是人与草原关系的重大调整，必将带来人与草原生态的再平衡。我们要切实做好封山禁牧条例实施工作，确保法定的封禁措施不打折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为把陕北建设成为黄土高原的绿色增长极、黄河流域的生态绿芯而努力！

　　春天来了，生物萌动，草原复荣，碧草青青……春天是植树增绿的好时节，也封山禁牧的关键期。人与自然再平衡，从我做起，一起行动！在这里，我郑重而强烈呼吁：拒绝食用放牧的牛羊，为重建“陕北江南”“塞上江南”贡献“嘴”力量！

　　3月14日上午于磨香斋。3月15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