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秦岭·中华圣山》一文中，我曾提出“长安-洛阳”时代的概念。由周代在长安建都算起，至宋代在开封立都结束，在长达2000年时间里，中华文明的中心，在长安与洛阳之间轮流转换。由是，长安、洛阳成为闻名世界的两大“千年帝都”。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2000年中华史，即是“长安-洛阳”时代。

　　这是以“帝都”所在为观察点所作的时代定名。如果以江河流域为观察点来看，长安是渭河的作品，洛阳是洛河的作品。而黄河把渭河、洛河链接在一起，因此，“长安-洛阳”时代，即是一条大河——黄河的作品。如果以山脉视角观察，华山是渭河、洛河、黄河的分水岭，华山统领着长安与洛阳。因而，“长安-洛阳”时代，即是“华山时代”。长安与洛阳同处大秦岭脚下，一座大山孕育了两大“千年帝都”。因而，“长安-洛阳”时代，也即是“秦岭时代”。

　　其实，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文明的历史，远不是由周代算起的3000余年。中华民族的“秦岭时代”，也远非只有2000余年。早在2000多年前，司马迁就曾敏锐的指出：“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所谓“三代”，即是夏商周。所谓“河洛”，河是黄河，洛是洛水，河洛即是黄河与洛水之间的地带。中华之“华”，为华山之“华”，皆因华山山脉是黄河与洛水之间的中央山脉。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夏商周年表》，夏朝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由夏朝至今4000余年；夏与商的分界，是公元前1600年，由商朝至今3600余年；商与周的分界，是“武王伐纣”之年，即公元前1046年，至今3000余年。前文所述“长安-洛阳”时代，即是“武王伐纣”以来的“秦岭时代”。

　　为全面深化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知，展现“早期中国”的社会图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开启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下简称“探源工程”）。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探源工程”取得的重大研究成果。从已经发布的“探源工程”研究结果可知，五千年中华文明“绝非虚言”，而是中华大地上的“真实存在”。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已经出现了普遍的“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区域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可谓是“满天星头”。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大地“脱颖而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面八方”辐射“，开始在中华文明总进程中发挥引领者作用。当一轮红日之后，满天的繁星便会悄然隐去，这并不是说“满天繁星”不存在了，而是星星的光辉与太阳的光辉容为一体，这就是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

　　这里，很有必要深入了解“中原”一词的内涵。提起“中原”一词，人们首先联想到“河南”。中原大地，似乎已经是河南省的代名词，河南省的文化标识。其实，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中原”一词含义极为广泛。就像“秦岭”不局限于陕西一样，“中原”也不局限于河南。“中原”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吉日》记述：“漆沮之从，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诗歌描绘了周宣王田猎并宴会宾客的事迹，漆、沮二水，均在陕西境内。这里的“中原”，其本义是“原野之中”，“田野之中”。

　　在《尚书•禹贡》中，“天下”被划分为“九州”，而居“九州之中”的是“豫州”。豫州的中心在洛阳，故豫州也称“中州”。如果把“九州”构成的“天下”比作“原野”、“田野”，“九州之中”的“豫州”，自然就是“中原”了。如果“九州”构成的“天下”是一个联邦国家，洛阳也就是“中国”了！洛阳在秦岭，“中原”自然也在秦岭。然而，“九州”是人为划分出的地理方位，不是地理范围，也不是行政区划。因此，“中原”就不是一个省。诸葛亮《出师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南宋陆游《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可见，“中原”是地理与文化的双重概念。在文化上，“中原”指代华夏文明发祥地，中华文明的摇篮。

　　“探源工程”初步勾勒了尧舜时代到夏商之际一千年华夏文明的社会图景。公元前2000年之前，中原、辽西、海岱、长江中下游地区，全面进入了文明起源的阶段，并保持了各自独立演进的姿态，可谓“百舸争流”，亦可为“万木争春”。然而，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华大地上的文明发生过一次重大转型——在各种文明中，“中原”文明强势崛起。“中原”是中华的“地理枢纽”，具有荟聚各地优秀文化的地理条件，并由此获得了巨大发展优势和发展潜力，可谓“万木争春”而“一枝独秀”。尧舜禹，夏商周，皆在“中原”立都。华夏文明，就像是一座矗立在中原的光辉灯塔，熠熠生辉，光芒万丈！

　　“中原”的优势，不仅是因“地理枢纽”带来的“地理优势”，还在于因“纬度适中”带来的“生态优势”。生态是“初级生产力”，也是最基本的生产力。“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生态系统是人类文明的母体。从全球范围观察，人类文明主要分布在北纬35°附近的生态地带，这是一条“黄金生态带”。“中原”是中华文明的原生地，就恰巧分布在北纬35°左右。这里的山脉、盆地、台原、川坝、森林、湿地、河流，与光热水气土“五要素优化组合”，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可谓是“黄金搭配”，非常适宜于人类早期的经济活动——种养业的发展。公元前2500年前后，在中原已经发展出粟、黍、稻、豆、麦，也称“五谷农业”，畜牧业则有猪、牛、羊、鸡……相比较而言，辽西地处北域，生态单调，作物单一，气候干凉，种养困难。长江中下游水网密布，易于病虫流行，起步艰难，发展受限。

　　“探源工程”锁定了“六大遗址”。这“六大遗址”全部集中在“中原”。分别是，（1）西坡遗址——可能与“黄帝”时代的有关活动相关；（2）陶寺遗址——可能是“尧舜”时代的都城；（3）王城岗遗址——可能是大禹所建的“禹都阳城”；（4）新砦遗址——可能是夏代开国之君的“夏启之居”；（5）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以及（6）大师姑遗址——夏代晚期的重要城邑。

　　在“探源工程”的“六大遗址”中，大师姑遗址在年代上可谓是“资历最浅”，历史地位也最低。大师姑遗址位于嵩山东北边缘靠近黄河的地带——荥阳广武镇大师姑村。这是一处单纯的二里头文化城址，“探源工程”判断是夏王朝的东方军事重镇，或是一个方国的都邑。大师姑城址始建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在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阶段至二里岗下层偏早阶段之间即被废弃。

　　比大师姑遗址年代略早一点的是“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包括二里头、圪垱头和四角楼三个自然村，现存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二里头”是经过缜密规划的大型王都，这里有中国最早宫城——紫禁城，最早“井”字形大道——城市主干道网，最早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最早车辙，最早官营手工作坊区，最早铸铜作坊，最早绿松石器制造作坊，最早青铜礼器群。从遗址“规格”上，对应着“王城”。早在1959年夏天，考古学家在“夏墟”调查时就发现了二里头遗址。由此，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二里头文化遗存，开始于公元前3000年前，兴盛于公元前2100年至前1600年之间，特别是公元前1800年至前1500年间。其兴盛时间段，对应着“夏”。《史记·夏本纪》“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羿即后羿，为东方夷族的一个首领，他乘太康无道、夏民怨愤，入居斟鄩，执政，拒太康于外。太康卒，扶仲康即王位，仍居斟鄩。专家据此推测，二里头即是“太康居斟鄩”的“斟鄩”。

　　比二里头遗址资历较深、年代较早的是新砦遗址。新砦遗址处在嵩山东麓，位于新密市刘寨镇新砦村。主要遗存为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参考年代为公元前2050年至前1750年。新砦遗址是一处设有外壕、城壕、内壕，三重防御设施的大型城址，这反映出其“都邑性质”。新砦遗址符合《水经注》描述的“夏启之居”地望特征。因此，专家推断新砦遗址是夏代开国之君夏启的都邑，也即是“夏启之居”。

　　在年代上，王城岗遗址比新砦遗址又要略早一点。在颍水上游，登封市告成镇的八方村，有一土岗，人称望城岗，此即王城岗遗址所在。最先发现的是遗址上东西并列着的两座小城，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050年至前1994年。后又发现大型城址，确认是在小城废毁后所建新城。目前的权威解读是，小城可能是“鲧作城”，大城是“禹都阳城”。“禹都阳城”是大禹在嵩山之阳修建的都邑——阳城。大禹死后，儿子启继承了大禹的地位。从此，王位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度。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中国由原始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

　　大禹继承的是尧舜的基业，也就是说尧舜是大禹的“前辈”。探寻尧舜时代，自然是“探源工程”重要任务。中国古代经历了“邦国-方国-王国-帝国”四个阶段。邦国、方国是中国早期国家的两种形式。在中国字中，“国”字就“很中国”。“国”字的繁体，写作“國”。最早的“國”字，没有外面的方框，只是方框里的“或”，其本义是有武力守卫的城邑，也就是“邦国”。后来，在“或”在外加方框，表示城邑有了外围的“城郭”，也是城墙，它代表着方国时代的来临。也就是说，“或”、“國”，其实反映的是城邑、都邑的规制、性质。在“探源工程”的“六大遗址”中，唯一不在秦岭范围的，是尧舜都城——陶寺遗址。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的陶寺遗址，面积280万平方米，绝对年代在前4300至前3900年之间。在晋西南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已发现同类型的遗址70余处。陶寺遗址的城址规模大，且有与之匹配的王墓、观象台、宫殿、仓储区、手工业区等。从陶寺遗址分析，当时社会贫富分化悬殊，少数贵族大量聚敛财富，形成特权阶层。专家认定，陶寺遗址是邦国之尾，方国之首。2015年6月18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山西·陶寺遗址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介绍陶寺遗址考古重大成果：陶寺遗址就是“尧的都城”，是中国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

0

　　尧舜的“前辈”是黄帝。找见了尧舜，接下来就是找黄帝。黄帝在哪里？“探源工程”提供的答案似乎是：黄帝在秦岭！前文论及，“中原”是中华的“地理枢纽”，而在秦岭与黄河之间，也即“华山与黄河”之间，有一个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峡谷地带，特别是潼关与函谷关之间的峡谷地带，堪称是中华“枢纽的枢纽”。我曾在《华山：中华文明的华表》一文中，将这一“枢纽的枢纽”，称之为“中华廊道”的核心地段。在“中华廊道”的核心地段，有一“塬”——南倚秦岭荆山（亦曰“夸父山”），北抵黄河岸边，人称“黄帝铸鼎塬”。这里正好处在北纬35°附近，数千年来一直流传着与黄帝有关的美丽传说。古时，与黄河亲密接触的秦岭荆山一带，曾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于是，轩辕黄帝从昆仑山来到了秦岭荆山。在这里炼仙丹以为百姓治病，“采首山之铜，汲湖中之水，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坠，坠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因名其地曰鼎湖。”黄帝靴子埋在铸鼎塬，即是荆山黄帝陵。在铸鼎塬形成的聚落遗址，包括北阳平、西坡、东常、轩辕台等50余处。其中，“西坡遗址”是“探源工程”首选。

1

　　黄帝时代是“万邦林立”的时代，自然不会有尧舜方国的气势，更不会有夏代王国的规模。历代不少文献，也将黄帝与荆山黄帝铸鼎塬联系起来。《山海经》载：“华山之东，秦山之端有荆山。”据《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水经注》等记载，这里是黄帝铸鼎与登仙处。汉武帝曾建鼎湖宫，以纪念黄帝。唐德宗贞元十七年立《轩辕黄帝铸鼎原碑铭并序》，此碑是国内发现专门记述轩辕黄帝事迹的最早碑铭。唐《轩辕黄帝铸鼎碑铭》文：“以治人之性命，乃铸鼎兹原，鼎成上升得神帝之道……”诗仙李白也曾歌咏荆山黄帝铸鼎塬，《鼎原》：“黄帝铸鼎荆山涯，不炼黄金炼丹砂；骑龙飞去太清家，云愁海思令人嗟……”而陈子昂歌咏了《轩辕台》：“北登阌邱望，求古轩辕台……”

　　非常有意思的是，荆山黄帝铸鼎塬所在的行政区域，今天叫做“灵宝”，而最早称之为“湖县”，自然是取了鼎湖之意。湖县南依秦岭，东靠函谷关，西连潼关，北界黄河。西汉初置，属京兆尹。至东汉、三国、魏晋，属弘农郡。南北朝时，北魏改湖县为湖城县。北周明帝二年，置阌乡郡，领阌乡县。阌乡，本湖县一乡名。阌，古文“闻”字也。隋开皇三年，废阌乡郡，置虢州，领阌乡县。1954年，阌乡并入灵宝县。

　　黄帝铸鼎塬聚落遗址群，是一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大型遗址。庙底沟类型是仰韶文化最为繁盛的时代，大约存在于公元前4005-2780年。与仰韶文化一样，庙底沟类型也是以“河洛”为中心，以华山为中心，以豫陕晋靠近秦岭的地带为中心，西到甘青、东至海岱、北至河套、辽宁，南至江汉。庙底沟类型与黄帝时代基本吻合，出土的器物特征与黄帝时代所使用的器物相一致。黄帝出生、建都、立业，全部集中在秦岭山地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

2

　　最初的陕西，是指“陕塬之西”。这里的“陕塬”，在陕州，是华山东延崤山后向北伸出的台塬。在地理地貌上，陕塬与黄帝铸鼎塬非常相似。因为周公与召公以“陕塬”为界，实行“分陕而治”，才有了“陕西”之名。可以说，荆山黄帝铸鼎塬是在“秦岭”，在“华山”，也是在“陕西”。关中乃“天府之国”。“关中”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时代，“关”是函谷关，函谷关以西称之“关内”，也称“关中”。因此，也可以说，荆山黄帝铸鼎塬是在“秦岭”，在“华山”，也是在“关中”。相较于黄帝而言，炎帝似乎要更久远。“炎帝故里”在“天府之国”的西府，古称陈仓，即现在的宝鸡。于是，炎帝在“天府之国”的“西府”，黄帝在“天府之国”的“东府”。伏羲女娲是“炎黄二帝”的直系远祖，而伏羲女娲的生母是华胥氏。华胥故里在“天府之央”、“关中之中”，秦岭与渭河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半月形地带”。这一“半月形地带”，以灞河为界，分东西两部分。华胥故里处在“半月形地带”的中央，也是关中“腹心的腹心”。在这一地带，有七八千年的老官台遗址，六七千年的姜寨遗址、半坡遗址。在文化年代上，皆早于黄帝时代，也早于炎帝时代，大致可以追溯到伏羲女娲时代。

3

　　华胥氏是伏羲女娲的生母，也是中华民族的圣母。这是因为，华胥氏的一双儿女创造了“开天辟地”的万世基业。华胥氏的儿子是伏羲，伏羲“一画开天”，奠定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DNA。在不少人看来，伏羲氏也即盘古氏。盘古氏之“盘”，古义即是开端，“古”即是葫芦，寓意生命繁衍。伏羲是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伏羲创制的“先天八卦”是“百经之首”“大道之源”。“万变不离其宗”。伏羲八卦以简单却寓义深刻的符号，概括了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伏羲取蟒蛇的身，鳄鱼的头，雄鹿的角，猛虎的眼，红鲤的鳞，巨蜥的腿，苍鹰的爪，白鲨的尾，长须鲸的须，创制了“龙图腾”，由此我们成为“龙的传人”。

4

　　女娲是华胥氏的女儿。女娲在中国古文化系列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先秦文献《史籀篇》、《楚辞》、《礼记》、《山海经》、《淮南子》，以及秦汉以来《汉书》、《风俗通义》、《帝王世纪》、《独异志》、《路史》、《绎史》、《史记》等史料，均有女娲记述。女娲的业绩集中在“抟土造人”、“炼石补天”、“制笙簧”和“置婚姻，合夫妇”等事迹中。《说文》曰：“娲，古之神圣女，化育万物者也。”这就是说，女娲是炼石补天、抟土造人的女神，也是创造万物的自然之神。在活态神话中，女娲的肉体变成了土地，骨头变成了山岳，头发变成了草木，血液变成了河流，就像创世的盘古大神一样。

5

　　2018年7月12日，《自然》杂志刊发了一个重大考古成果。这就是，在“天府之国”的“半月形地带”，发现了212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址——上陈遗址。这是迄今为止，非洲以外最早的人类遗址。在此之前，曾在这一地带发现过160万年前的公王岭遗址，50万年前的陈家窝遗址。我们将在此遗址活动过的人，笼而统之称为“秦岭人”。“半月形地带”，秦岭北麓，骊山南坡，灞水河岸，越来越成为中华民族心目中的“华夏之源”，无限景仰的“中华伊甸园”。

6

　　实事求是，现在我们尚不能科学确定，在数十万、上百万年前活动于关注腹地“半月形地带”的“秦岭人”，究竟是不是我们的祖先。因为，人类学家已经向我们讲述过“人类起源于非洲”的故事，以及“七个女人线粒体”的故事。在中华传统人文故事中，也有无数昆仑神山的传奇故事……

7

　　中华是“中”，不但不排斥外来之“外”，而且喜欢外来之“外”。中华之“华”，本来就是中外结合之“华”。世代中国人喜爱的面食，来自于加工过的小麦。而小麦，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外来之物”。《诗经·周颂·思文》“贻我来牟，帝命率育”。这里的“来”即小麦，“牟”是大麦。西周时期，关中已种植小麦。《诗经·豳风·七月》：“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似乎，小麦的重要性还不及豆。周代的十月，是现在农历八月，那时种春麦。《吕氏春秋》：“其深殖之度……今兹美禾，来兹美麦。”这时秦国已种植冬麦。

8

　　小麦原产西亚“新月沃地”。大约1万年前，人类开始栽培小麦。其后，小麦逐步传入欧洲、非洲和南亚、东亚。大约4500年前，小麦传入中国。西汉农学家“督三辅种麦”，并在《汜胜之书》中系统地记述了关中麦田施肥、耕地、播种、管理以及收获、贮藏等技术。至汉代小麦替代了粟、桼，成为黄河流域种植的最主要农作物。

　　可以设想，如果将小麦粒如稻米一样蒸饭或煮粥，不仅味道不好吃，而且难以咀嚼消化。将煮熟的小麦粒舂碾成小碎粒，称之“麦屑”，再蒸煮成“麦饭”或“麦粥”。这种食用方法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以至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小麦是下等人食用的劣等谷物。颜师古注《急就篇》：“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上等人若食用麦饭，会被认为廉洁朴素的表现，甚至是因“守孝”而“自残”的需要。

9

　　小麦的普及与两种加工工具有关。一种是石磨。最初称磨作“硙（wei）”，汉代叫“磨”。据说，发明石磨的人是春秋时代的鲁班。在石磨发明以前，人们将米麦放在石臼里，用粗石棍来捣。这种方法，不仅很费力气，效率低下，而且捣出来的面粉粗细不一，适口性差。鲁班发明的石磨，提升了效率，也提高了质量，扩大了小麦需求，推动了小麦生产。另一种是碾子。因为碾子的出现，唐代小麦加工兴起，人们越来越喜欢面食，也促进了小麦生产。唐玄宗曾在禁苑种麦千亩，唐德宗曾向农民发放麦种5万石。明《天工开物》载：“四海之内，燕、秦、晋、豫、齐、鲁诸道，蒸民粒食，小麦居半，而黍、稷、稻、粱仅居半。”

　　人们很少注意到，中国的统一进程，可能与小麦存在很大关联。当年，秦国崛起已经势头迅猛，居秦岭东部的韩国很是胆怯。于是，就想出来一个“疲秦计”。派水利专家郑国到秦国修渠——在泾河与洛河之间修筑巨大的灌溉工程，企图消耗秦国国力，阻挡秦国东进的力量。“以时间换空间”。然而，令韩国没有想到的是，小麦是一种最适宜灌溉的作物，郑国渠建成后，秦之国力大增，反而加快了兼并天下的进程。这是“小麦的力量”，也是知识的力量，人才的力量。这种力量支配下，首先亡国的，即是轻视它的韩国。

0

　　“探源工程”利用DNA技术探得，不仅今日之小麦是“外来之物”，连黄牛、绵羊等，也是“外来移民”。从多处早期矿冶遗址推断，“中原”的青铜冶炼技术，也是源自中亚地区……由此，我们联想到 “世界昆仑山”，联想到“丝绸之路”……这是一条由东方大秦岭到西方阿尔卑斯山之路，经由这条“世界昆仑山之路”，东方世界的丝绸、茶叶、瓷器，还有造纸术、印刷术，“四书五经”、“黄老之学”，传播至西亚、中东、地中海沿岸，传播至整个西方世界。同时，西方世界的小麦、黄牛、绵羊、玻璃、皮毛，青铜、生铁等金属冶炼技术、还有佛教、拜火教、天主教传播至中国，传遍东亚，传遍东方……

1

　　由此我们联想到，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兴盛的“丝绸之路”把世界的东方与世界的西方紧密连接在一起。中国在世界的东方，因为“丝绸之路”，中国向西。于是，中国的帝都在长安，在洛阳，在世界昆仑山的东方龙首——大秦岭。在世界地理大发现之后，人类进入“大西洋时代”、“海洋时代”，由此“海权”替代了“陆权”，中国向东，于是，“丝绸之路”远去，“世界昆仑山时代”远去，“秦岭时代”远去。如今，来到了“一带一路”时代，进入了“海权”与“陆权”平衡的时代，中国既“向东”又“向西”，“世界昆仑山时代”在回归，“秦岭时代”也在回归……大秦岭，永远的中国芯。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