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一案，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情与法的活教材。法律较量与情感较量紧密交织在一起，为善良的人们带来了无限遐想和放飞思绪的巨大空间。

　　近日，与朋友聊天，朋友曾提到，在几年前看过一个电视连续剧，剧名是“法不容情”。一再问我记得不？我说，“法不容情”？在我的记忆里，似乎有，似乎又没有。淡淡的有，淡淡的无。如果说有，也只记得是一部文学作品的名称，我实在记不起来具体情节，更谈不上实质内容，根本谈不上深入思考了。我的那位朋友非常认真，在我面前反复强调，“法不容情”讲的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人情没有地位，面子也没有地位。

　　朋友如此认真、如此较劲，其专注精神，深深感染了我。因此，也就引发了我的认真细致来。回想起来，我在担任法规处长期间，对法律学习和思考得多些，还算有法治思维和法律精神，后来到地方党委和政府工作后，似乎法治思维和法律精神淡淡而去，人情世故占据了更多精神地盘。如今，我重新回到省级机关，分管部门法制工作。朋友的强烈启发，以及公审薄熙来一案，使我开始倾注精力，关注情与法的关系，并进行深入思考。

　　现在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思考题，也是一个关系当今中国国家治理，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

　　仔细想想，法就是法，情就是情，情与法是两个社会范畴，具有不同社会性质。法是国家“公器”，属于“公共产品”，在公共领域规范以解决不同特色人群所共同面对的问题。无论个体特色如何，在法律面前一视同仁，一律平等。这大概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大概也是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必须遵循和坚守的一条基本原则，也就是“以法律为准绳”，也可以说是法治国家确立的“法律基准”。与法不同，情是个人“私器”，属于私人情感世界之物，不具有国家公共性质。在情的世界，每个人都颇具特色。个性特色，无不在情感世界。也就是说，情与法分属“两个世界”，“法的世界”没有个性，“情的世界”个性飞扬。薄熙来、谷开来、王立军，个个特色，但在法律面前，必须细致过滤这些个性特色，以彰显“人人平等”。

　　再仔细想一想，人情无限，讲究“随方就圆”“顺水人情”。法律有限，讲究“无规矩不成方圆”。“情的世界”是先天世界，“法的世界”是后天世界。人们在定法之时，就已考虑了情，个体情感升华为集体情感、共同情感。更进一步说，法是情感的集合，是集体情感、共同情感，吸纳了个体情感，包含了个体情感。一部好的法律，也就是良法，不仅涵盖了共同情感，也涵盖了共同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法与情相通相容，共通共融。也可以这样说，法是“公情”、“公益”而非“私情”、“私益"。大家常说之“人情”，其实就是“私情”、“私益”，而非“公情”、“公益”。“公情”、“公益”集合了“私情”、“私益”，又超越了“私情”、“私益”。有时候，私情和公情是一致的、重叠的，也就是相同相容的。有时候，私情与公情发生激烈冲突，也就是人情冲撞法律。所谓“法不容情”只是说法律容不得与之冲撞的私情、人情。私情、人情止于法律。人类社会，集体情感、共同情感，也就是真理的化身，也就代表着公平，代表着正义。毫无疑问，大多违法之事，皆是损公肥私之事。公私分明，也可以认为是公情与私情分明，人情与法律分明。薄熙来一案，其实就是几大主角私情膨胀，严重冲撞法律酿造的恶果。从个案突破，加大反腐败力度，这是当下中国之“必须的”，要以此恢复与重建中国司法公正，恢复与创建法律权威，恢复与重建法治信心，为深化改革赢得时间。但在更根本、更深层，必须摆正情与法的关系，让公与私各归其位，让情与法各行其道，各尽其能，各显其功。

　　当私情、人情过于嚣张，法律必然无地自容。中国当下突出问题，就是私情、人情过度膨胀，严重冲撞法律底线，恣意践踏法律规范。在一些重点领域，法律已经被私情、人情冲击得“体无完肤”。在不少领域，在不少人心中，法律是可有可无的“花架子”，装扮门面的“摆没”，以及权贵者践踏与蹂躏的“奴婢”。对于老实人，法律成为思想“桎梏”，精神“枷锁”。大家可以想见，曾经手握国家“公器”的薄熙来、谷开来、王立军，在他们的心中，法律算得什么？还有那怕是一丁点法律的神圣和尊严吗？那怕是一丝一毫的敬畏之心吗？不少人认为，薄案三人皆是有本事之人。我以为，此三人确实“不简单”，但却“蛇鼠一窝”，个性张扬，私情淋漓尽致，凌驾与凌辱公情，蔑视法律，毫无公德。亦可谓“座主门生，沆瀣一气”。此等本事人，痞子代表，于国无益，越少越好。

　　当下之中国，情与法的关系高度紧张，“情的世界”大规模入侵“法的世界”。这其中，有法律自身不硬气问题，有执法不到位问题，也有守法者了了的问题。从法律自身来讲，不少法律规范设定，起初就考虑一部分利益多另一部分人利益少，显然有失公平正义。比如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国有企业与其他成分企业、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这两者在法律权利上严重不对称、不平衡，由此导致社会两大人群权利巨大差异。中国经济创造了世界奇迹，中国“农民工”、中国“城中村”也堪称“世界奇观”。这就是由法律顶层设计中权利差异所酿造的《失衡的中国》。法律不公远不止这些。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关系竞争代替能力竞争，拼搏不如拼爹，代际之间传递着社会不公。法律顶层设计不公是社会最大不公、最丑陋不公、最暴力不公。有句话叫“公生明”，“不公”能生出来什么呢？我以为“不公生鸣”，不是说“不平则鸣”吗？这里的“鸣”，其方式多种多样。革命是通过暴力方式消除这种不公平，改革是通过权利调整消除这种不公平。当今中国，要想成为法治之国、善治之国，必先成为良法之国，以良法治良国。制度设计上实现“人人平等”之后，辅之以体制机制创新，实现权利在全社会均衡配置，进而推动由公正到公平，再由公平到和谐。

　　不断听人说，中国是“人情之国”，即是有良法也不一定成为法治之国、善治之国。的确，中国情与法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比如国家编制法，明确规定了人员编制数、领导职务数，但实践中几乎全被突破。这个原因那个原因，一超再超，甚至严重到编外数超过编内数。一些地方别出心裁，将政府部门党政一把手分立分置，多个部门“双头马”。这样，不仅可多安排副职，也可多安排正职。再比如，公务组织普遍存在人员借调，上级单位借调下级单位人员，强势部门借调弱势部分人员，在国家机构内部，人事关系表面一切正常，内在里却极为混乱。这样，在上级机关、强势部门人浮于事、人满为患、效率极低的情况下，一线单位人员短缺、人才奇缺。面向社会，国家机构超额提取公共资源，面对基层，上级机关超额提取资源，最终抽空了社会、抽空了基层。更有官员肆无忌惮，老婆孩子“吃空饷”，情妇二奶“一大帮”。腐败行为的本质，就是“损公肥私”，就是以公共资源礼人情，就是抛售“公情”以换取“私情”。人情安顿了，机构锈蚀了，公器被废了。规范国家机器的编制法尚如此，况它法乎!这是极其严重的情形，廉价得到公共资源的人觉得这是“应该的”，高价得到或者根本得不到公共资源的人感到社会不公，最终没有人领情。国家机关行为严重扭曲，滥用公共资源，导致法律信用严重透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政令不畅，这是国家治理中的危机状态。

　　古人早就认识到“徒法不足以自行”。仅有良法，远远不够。仅靠文本之法，远远不够。依法治国，法治之国，所需要的“善治之法”必是官吏“心中之法”。只有法制思维、法律精神、法律规范融入官吏心中，法治善治才有出路，才有希望。官吏心中无法，法治荡然无存，善治如同白日做梦。宋代王安石曾深刻指出“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培根也认为，好法律让拙劣法官执行，会一文不值；相反，即便是法律不健全、不完美，优秀法官依据法律原则，以良知断案可公正裁判。好经就怕歪嘴和尚念。执良法还须靠良吏。法治中国、善治中国，需要有良心的官吏制定良法，也需要有良心的官吏执行良法。

　　“良心”一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前，在不同场合，我曾多次谈过，在人世间最难捉摸的是人心。中国民间喜欢讲“人人心中有杆秤”。当下中国，这心中之秤，秤砣、秤星不大准。中国话语体系中的“良心”，乃“本然之善心”，也即“天然之良心”，也作“天良”。 朱熹曾说“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这似乎有点像是西方人所讲的“普世价值观”，是一个社会普遍认可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我以为，良心就是公正之心，公平之心，能够衡量私情与公情之心，也即能够摆正情与法关系之心。良心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旦失去良心，必然失去公正之心、公平之心，私情必然侵犯公情，人情必然侵犯法律，必然做出违法之事。不少贪官，曾经良心附身，也就做了不少好事。在良心丧失之时，也就做出了伤害公众感情和利益的坏事。

　　当今中国，需要用良心武装起来的官吏，造就一支素质过硬的良吏队伍。同时，也需要用良心武装起来的民众，也就是良民。良吏与良民共处一体，互相依靠，互为补充，互为呵护，荣辱与共。官吏之中，有觊觎“主人”财物，贪污腐化、涂炭生灵、祸国殃民之败类；百姓之中，有制假售假、危害社会、“毒害民生”，以及造谣生事、“谣翻中国”之恶徒。在薄案公审之前，民间就曾流行“黑、打黑、黑打”的说法。黑即恶徒，黑打即败类。黑，可恶；黑吃黑，亦可恶。两者皆可谓之曰“丧尽天良”。侵犯法律，其实就等于是侵犯集体情感，必然像过街老鼠，遭人人喊打。维护法律，就等于是维护集体情感，良吏良民是法律的维护者，必然可爱可敬可歌可泣。

　　良法、良吏、良民，此谓“三良”。“三良”是法治之国、善治之国的“三大支柱”，或者“三大基石”。任一支柱或者基石坍塌，法治大厦行将覆灭。法治之国、善治之国必是“三良社会”。建设“三良社会”需要全体国民参与其中。良民生良吏，良吏生良法，良法生良吏，良吏生良民，良民生良法，由良生良，三良相生，生生不息，循环累进，螺旋上升，永续发展。

　　良心是“三良”之间的连接装置。良心存续于社会信任之中。当信任流失，良心也会随之流失。30多年来，中国经济加速成长，但过多地透支了信任。30多年来，中国信任加速流失，当下中国已经出现大面积信任缺失，尤其是政府公信力严重缺失。信任危机是当今中国之最大最深刻危机。人们怀疑法律之权威，猜疑官吏之用心，甚至百姓之间也互不信任。信任大面积流失也导致了良心大面积流失。当下中国，我们需要旗帜鲜明地建设“信任中国”。建设“信任中国”，需要以良心为基础，以良法、良吏、良民为支柱。建设“信任中国”首战在于恢复与重建公信力，在于整肃吏治，恢复与重建官吏之良心。法治之国、善治之国，需要全体国民特别是官吏之“正能量”。